中国在世卫大会上承诺与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疫。中国的贡献需要怎样的制度设计？面对疫后秩序，中国学者应该思考哪些问题？2020年5月28日，第5期国家高端智库线上论坛“休戚与共2020”研讨会邀请了国内知名的法律与国际关系专家，从国际法、卫生法、行政法、知识产权法、法理学、国际关系等角度研讨全球团结抗疫的制度与观念。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法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和国际商事纠纷预防与解决研究院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轶教授到会致辞，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张月姣教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王晨光教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法律顾问莫于川教授等11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知名专家与会发言。

王利明教授指出，抗击新冠疫情要求人类展现前所未有的团结，这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见卓识。虽然国际社会存在着一些杂音，但我们仍应休戚与共，共同打赢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王轶教授指出，休戚与共是中国面对的时代主题。不论是国际援助、疫苗共享、支援抗疫，还是今天表决通过的《民法典》，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工作的组成部分。其中《民法典》为中国发挥团结和领导力提供了制度支持，而休戚与共的提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的直接表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休戚与共”一词正是体现了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看法。

行政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莫于川教授指出，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许多行政执法争议案例暴露出我国应急法治体系的不足，应秉持依法应对、公开透明、共同治理和服务指导的工作方针，从五个方面完善我国应急法治体系：一是增强应急管理中的风险治理及其法治思维，二是抓紧制定和完善应急法制体系和预案体系，三是提升应急管理立法技术并增强法制操作性，四是创建应急权限争议的快速协调和裁决机制，五是建立公务人员应急素质能力教育培训体系，将行政应急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并保障其有效实施。法理学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凌斌教授指出，新冠疫情促使我们反思法律安排中常态与非常态之间的界限，疫情可能使非常状态常态化，进而会导致制度上的相应重大变化。凌斌教授提出新冠疫情可能正在形成新的秩序，我们应当通过法治原则沉淀成熟的制度、淘汰权宜之计。面对国际挑战，要有制度使命，战略高度，做秩序规则的建设者、维护者和推动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法学院副教授孟涛博士强调了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他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为核心，讨论了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对于疫情防控的作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状况和改进方案，阐发了我国建立一般性紧急状态和特殊性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设想与安排。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新军讨论了国际法中的领域管理责任制度。他指出，这一责任制度不仅和跨界环境污染的严格责任不同，甚至在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追究上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因此，不仅判定责任困难，在疫情问题上追究上述责任也没有先例。缺乏基本事实根据的责任指控，其背后的动机可疑。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分析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与《国际卫生条例》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指出国际法院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75条享有管辖权，但是其管辖范围有限。疫情过后，国际社会应当致力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际卫生条例》，增进国际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知名卫生法专家、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晨光教授分析了世卫组织呼吁和我国承诺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将遇到的制度安排与挑战。他指出疫苗研发需要资本，因此医药研发需要市场回报。否则失去相关激励会导致药品和疫苗研发的动力和投资不足。但同时，对人民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尊重与保护又要求将疫苗、治疗方案和药品视为全球公共产品，这将会对包括知识产权强制许可、资本市场、药品采购机制和人权概念在内的国际大格局产生冲击。这方面需要大胆的制度创新，既要着眼于现行国际国内法律制度，也要着眼于这些制度在将来可能发生的变革；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应大有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吉豫指出，把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含义可考虑解释为在满足可及性与可负担性的目标和要求下，在知识产权层面将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方式进行许可，在疫苗生产调配层面保障一定比例的疫苗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平等、科学和合理的分配，这一部分可以通过设置专利许可条件来支撑。我国仍应积极鼓励相关专利的申请，并可考虑进行优先审查的安排。全球疫情当前，国际组织可更有效率地协调合作设置专利池、组织协商实施许可条件及生产出的疫苗中一定比例的全球分配安排。

国际经济法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廖凡研究员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问题。他指出，我国目前对外援助的相关规则滞后于实践发展，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构建以《对外援助法》为核心和基础、纵横交错的对外援助法律制度体系，并探索以适当方式将对外援助与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相结合。国际关系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以新冠疫情下多个国家要求债务减免为背景，重点讨论了“一带一路”沿线债务的风险和问题。他指出疫情爆发后，我国在相关地区的债务风险上升，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舆论压力加大。接下来需要重视平衡国际形象和债务风险，平衡国际债务减免与国际舆论，平衡债务公开与债务谈判，以及平衡继续放贷与债务国请求。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前主席、清华大学国际争端解决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特委会委员张月姣强调面临当前与疫情相关的国际法争议和接下来的国际合作，国际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机构。与此同时，了解争议背后的国际规则、将法律依据与实践结合捍卫国家利益以及培养国际斗争中的人才也至关重要。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赖华夏博士分析了多边主义兴起和面临挑战的原因，指出多边主义在面临地缘政治的武器化时仍然可能被霸权所利用。她指出在面临疫苗共享、疫情责任和债务减免这种具体问题时，国际关系视角需要国际法来补充。要立足细节，把宏观战略与制度设计结合起来。

新冠疫情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我们期待同享幸福、同抵祸患的“休戚与共”精神成为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的主旋律，也呼吁中国学人能够承担起历史使命，为后疫情时代的制度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国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刘洋博士主持了会议。

（撰稿：刘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助理教授，曲寅生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全球法律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