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美政经论坛（第4期）于线上举行。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经交往对两国及世界均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加强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人大国发院设立中美政经论坛，初衷在于搭建跨学科的学术与智库平台，组织相关专家定期发布关于中美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邀请学界同仁进行讨论碰撞，助力学界对美国及中美政经关系的学术研究与讨论。百度、网易财经新闻、凤凰网直播、新浪微博、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联合线上直播。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刘青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王篪执笔报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李婷、刘元春、王欢、吴晓刚及杨典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王篪发布题为《疫情时代的美国社会变迁及其国际影响》的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展开：一、疫情背景下的民意与社会动态二、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与排外问题三、疫情背景下的劳资与阶级问题初探四、疫情背景下的民生与经济问题浅谈五、政治版图与选举展望六、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影响

一、疫情背景下的民意与社会动态主要从居家与社会隔离、口罩令和复工复学三方面反映疫情下的民意与社会动态。首先，居家与社会隔离主要表现的是在2020年春居家令和社会隔离举措推行后，美国民众的反应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一些州出现了反对居家令等防疫举措的示威游行。居家与社会隔离的问题由一开始从一些分散的单个行动演变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互相呼应的社会运动，它的来源和影响远超于疫情涉及的时间和空间。参与者内部组织成员和诉求多样，较清晰地折射出疫情之下的一些社会与政治变化。其次，从拜登上任以来，对于口罩令的推行，基本是通过州级别的政府来推行的，不同的州口罩令的严格程度都有所不同。关于口罩令的支持与反对、推行与违抗，也呈现出了矛盾激化与社会分化的倾向。反对口罩禁令的话语，与反对居家令和隔离的常见话语有重叠之处，主要围绕个人自由、个人选择与政府干涉展开。围绕着口罩令而激化的政治分裂和社会矛盾，在国家和州的层面是通过行政部门之间党派分明的政治冲突和法律交锋展开。而在地方层面，口罩令则是主要在家长和校方之间展开。最后，政府对于复工复学及接种疫苗的态度是与党派和政治性质紧密相连的。具体表现在特朗普时期，催促复工复学；而拜登上台后则持比较保守的态度。疫情的长期性及疫苗的使用，居家工作的诸多不便以及停工停学造成的各种损失，使得复工复学呼声增高，而共和党把持的州和地区，对拜登带领的民主党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常有批评与反对，有的则直接宣布复工复学。

二、疫情背景下的种族与排外问题疫情下的种族与排外问题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针对华人、华裔与其他亚裔美国人的仇恨言论与犯罪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美国存在，在全球其他多个国家也都存在，给海外华人同胞的日常生活、工作甚至基本人身安全都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并且也会延续并不断演化。疫情期间，一些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歧视言论和行为，一方面直接地从人身、经济和精神上对华裔和其他亚裔群体进行了伤害，一方面又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感和自我保护意识，使得他们在出现症状以后更不愿意就医，从而增加了这些群体感染疫情或者疫情加重的风险。第二类是少数族裔在疫情期间所遭受的负面影响程度更深，范围更大。系统性的种族不平等，以及它与经济和阶级分层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少数族裔的防疫条件和应对能力在多个方面都比白人薄弱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大多的少数族裔是核心劳动人员，主要从事低收入高风险职业，因此在疫情爆发之后，出于工作原因必须上班，无法居家隔离，从而感染的风险更高。第二，少数族裔的居住、卫生和医疗条件都很差，导致患基础病的人数也远高于白人。第三，美国不平等的环境政策，倾向于将污染严重的企业往更贫困的地区迁移。现有研究也已经发现PM2.5含量更高的地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更高。第四，落后的子女教育及教育条件都较白人相差甚远。

三、疫情背景下的劳资与阶级问题初探此次疫情罢工潮最直观的特点是参与罢工的行业多数是在疫情当中感染风险较高的劳动者所在的行业，而这些劳动者的雇主，则在疫情期间因劳工的劳动付出获取了暴利。疫情带给工人更繁重和更危险的劳动，也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劳资关系，催生了他们对自己的力量进行重新认识。“核心劳动人员”本来就生活在居住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及儿女照料与教育机会较差的地区，疫情当中这些“核心性”行业与白领的高收入行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以白人男性为主导力量，而前者则包括更多的女性、少数族裔和移民（合法或者非法）。换句话说，美国社会中历来在社会结构中位置更低的群众，构成了这些“核心性劳动人员”的主体。疫情以来，从收入群体来看，低收入人群失业最为严重，而高收入群体的就业率基本维持恒定。总之，多层的不平等与疫情中的新的危险因素和劳动强度结合，以更加鲜明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

四、疫情背景下的民生与经济问题浅谈美国出现暂时的通货膨胀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第一个为基数效应（base-effects），即通胀计算的初始月的增长率过低或者过高。第二个因素是生产成本的提高，主要是供应链的中断和不匹配导致的。第三个因素是对某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激增。另外，今年美国国内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而随着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去年受影响的旅游业、交通业和餐饮业等行业短期内会出现较大的需求回弹，甚至产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从而拉高相关服务与商品的价格。白宫关于通胀的暂时性、短期性的表态与美联储的财政政策一致，可概括为重就业轻通胀，至少在短期内提高就业的优先级别高于遏制通货膨胀。另外，作为对通货膨胀的应对措施之一，美国政府宣布将在2022年把社会保障待遇提高5.9%。这是1982年以来最高数值，将影响700万人，从明年1月开始，退休人员平均每月领取1657美元。因为疫情影响造成的大量失业和相关财政收入下降，社会保障信托储备金会在2033年全部消耗完毕，比去年同期的估计提前一年左右。民生问题主要表现在普通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体为物价上涨、商品的短缺和各类物资收货时间的大大延长，受影响的商品种类繁多：食品、药品、电子产品、衣服、玩具、家具等。而美国较大的零售商，如沃尔玛、Costco、Target等已经开始使用私营专属点对点航运服务来填补供应短缺。同样，美国国内运输也面临运力紧张的情况，美国国内的平均运载压力相当于16卡车货物只有一辆卡车提供运输。

五、政治版图与选举展望2022年11月8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如期正式开展，若干资深议员即将退休，政治新人跃跃欲试，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竞争都异常激烈，选举或者连任相关的筹资活动也越来越积极。明年的中期选举则会因为拜登政府以及各个议员在疫情中的“业绩”而与以往大不相同。中期选举造势可能对疫情有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拜登政府对口罩、居家和疫苗的推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本就与社会中的一些分歧与政治因素相关，从联邦到个人对抗疫的态度都带有一些党派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中期选举越来越接近，各个政治人物粉墨登场的时刻即将来临，这些分歧不但可能被激化，还有可能被利用，导致对防疫措施的更多排斥和不遵守。此外，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美国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和疫情中凸显的社会各群体的分歧，不仅会成为2022中期选举中的阻碍，也会直接影响竞选过程本身的运行以及后续结果的合法性。

六、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影响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是美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加之中期选举的临近，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会呈现比较典型的“竞选期”特点，但程度有可能因为疫情和通货膨胀而被扩大。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都会成为高频的政治议题。另外，美国民众在疫情中积累的一些对正常生活和经济前景的憧憬和不安情绪，很有可能在投票问题上反映出来，而竞选人及其团队也会充分认识和捕捉这一点，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与外交问题，特别是对华的外交问题挂钩，从而造成中美关系更加紧张，特别是疫情期间美国民众已经普遍产生对华的负面态度。从两个方面来阐述疫情时代的美国社会动态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一方面是对其冷战以来的主导地位的逐渐恢复，这包括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联盟，对特朗普时代较为孤立的外交策略进行各个层面上的矫正，把美国带回到曾经比较熟悉的全球秩序和话语当中，逐渐与盟国恢复特朗普时代前的关系，并重申美国的主导地位。拜登上台以来的一些举措，比如对“自由之夏”的期待、对经济刺激的力度以及对中国的态度等都有所体现。另一方面则是在疫情以来的全球新形势下，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多元合作来改善疫情期间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就当前美国社会的典型特征和变化，以及美国当前的社会状况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分析了美国何以构建种族矛盾叙事。数字技术和大资本结合产生了强大的分化力量，中下阶层可能以更快的速度下滑。美国的右翼分子将这种阶层矛盾转化成对内的种族矛盾，对外则是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矛盾。这一矛盾转化不仅与美国深厚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有关，也和美国的人口变迁有关。一方面，近十几年来白人占比持续下降，美国儿童中白人占比更低；另一方面，少数族裔不仅占比提高，受教育程度也大幅提高。这导致白人倍感压力，但种族分配上的差距仍然显著，少数族裔希望分配需求得到满足。李婷还谈到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总体来说，负面态度较多，疫情也加重了这种负面情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判断主要基于意识形态，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打压中国的手段上有所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分裂政治背后的经济基础会导致美国阶层中最重要的一个阶层中产阶级大幅度的弱化，这种弱化不仅体现在人数上，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对于财富的支配能力以及美国经济再循环的畅通性。其次，刘元春又分析了疫情中美国的救助政策的设计是如何针对不同的阶层造成不同的影响。美国的救助政策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家庭救助，具体表现是给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每人每月一千美元的支持。第二部分是在金融市场的救助，要保证美国金融市场相对顺畅。但这两个救助计划依旧会导致中间阶层受损，并且没有相应的补贴进行对冲，最后导致中产阶级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另外，在对中国的影响方面，刘元春主要强调对中美关系需进行理性思考。美国一些阶层对于中美贸易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贸易政策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松动，这种松动虽然会在大国政治博弈中逐步完善，只是从中国来讲不要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一种方向性松动简单化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王欢从社会变迁的概念来探讨疫情对美国的影响。罢工潮等短期行为不一定构成社会变迁，但能够影响社会变迁，我们要考察短期行为如何影响中长期的社会变迁。美国政治精英长期的极端化和民众政治极端化，是已经存在的比较显著的社会变迁，疫情如何影响这一变迁需要进一步考察。王欢还探讨了疫情背景下美国社会变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一、族群关系进一步对立会比较显著地影响国际关系。二、美国政府防疫不力以及美国优先的原则，影响了美国战略的可信程度。美国就病毒溯源等问题打压中国，迎合了某些国家弱化自身责任的利益诉求。三、美国在技术和产业上打压中国，符合日本等发达国家盟友的利益。疫情也凸显了美国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公共财政能力之间的矛盾，如公共债务急剧上升。

上海纽约大学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晓刚认为，美国社会的分裂是阶级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所导致的，但实际上还是政治政党方面的因素，这才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其次吴晓刚分析了疫情对美国民生的影响。比如美国民众似乎已经学会与疫情共存，而特朗普想将有人因为疫情丢了工作造成经济困难这一点嫁祸于中国，但事实上作用不大。最后，他表示美国民众对华的观感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美国自身的政治问题所导致的。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美国国内的社会结构、民意状况等进行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典分析了美国防疫失败的原因。美国极端的市场理性影响很多政策的制定，而疫情管控需要服从和统一行动，美国的防疫问题与其政治传统、政治理性有很大关系。杨典还探讨了美国的阶级和劳资问题，认为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等奉行资本利益最大化。疫情虽然加大了工人的话语权，但工人想要取得胜利也很不容易。杨典还分析了美国政策和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政治上，美国试图污名化与孤立中国，但美国优先政策等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倾向中国；经济上，疫情加强全球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人才技术方面，疫情、种族主义等因素使得部分人才回到中国，带来技术转移；全球化方面，有的领域会加剧去全球化倾向，有的领域可能更进一步全球化，呈现一种再全球化的图景，这种背景整体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