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强化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于许多旅居新加坡的中国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消息，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安慰。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通过在中国的亲戚和朋友，深刻了解到新冠病毒爆发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但是在新加坡，学校仍未停课，街上的大多数人也都没有戴口罩，这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并为之感到震惊。

新加坡政府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最近几周确诊病例数量迅速上升。更令人不容乐观的是，许多新增病例都是通过社区传播造成的。从4月7日起，新加坡关闭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商业设施，所有学校开始为期四周的居家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也改变了在佩戴口罩上的立场，不再反对人们佩戴口罩，并向所有居民分发可重复使用的口罩。随着近期确诊病例的迅速增加，其他东亚经济体可能也会很快效仿新加坡，加强疫情防控措施。

东亚经济体的态度突然转变，与之前其成功抗疫的措施广受国际好评，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称赞新加坡采取的措施是抗击新冠病毒的“黄金标准”。不到一周前，韩国外长康京和应邀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分享韩国抗击新冠病毒的经验，日本和中国台湾为控制疫情所做出的的努力也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赏。

考虑到地理位置上如此邻近中国大陆，也就是疫情最先爆发的地方，东亚能如此有效地控制住疫情，的确是一个奇迹。从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地区爆发疫情的形势看，东亚地区可以控制到这个程度显得难能可贵。其特殊之处在于，成功控制住疫情是在没有实施严格封锁和经济停摆的情况下实现的。

东亚目前正面临新一轮病毒爆发的危机，过去这段时间的疫情有效控制是否会是抗击新冠病毒的最后一个“东亚奇迹”？我们究竟能从东亚抗疫的举措里学到什么经验和教训？前段时间，世界各地的评论家、记者、公共卫生专家们都争相对东亚经验进行总结，让我们首先来回顾几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评述。

东亚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种常见评述是，过去抗击非典(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经验帮助东亚在本次抗疫中取得成功。尽管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但新冠病毒和历史上的任何传染病都不同。如果采取过去曾用过的措施，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无症状感染者能广泛传播病毒是新冠病毒独有的一个传播模式，这导致在过去抗击传染病时积累的规律和做法在此次抗疫中都没有太大效果。

第二种说法是，亚洲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而这一因素常被用来解释20世纪下半叶东亚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也被认为是东亚此次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说法不仅不利于东亚以外的地区吸取宝贵经验，也容易导致东亚地区对自身文化产生自满。由于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遏制病毒的各种举措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依赖集体主义和自愿服从来限制病毒传播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三种说法是，政治领导能力在东亚抗疫中有着决定性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次新冠疫情的应对，充分证明了政治领导能力的缺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光靠政治领导人是不够的。除了他们之外，公共卫生专家、科学家、医护人员和私营部门领导人也必须发挥领导力。以中国香港为例，由于过去半年多的反政府游行抗议，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路下降，仅仅依靠政治领导力来抗击疫情是不靠谱的。

尽管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完全不受疫情影响，但我们将来会发现有些地方做得更好。如果东亚地区想要继续成功抗击新冠病毒，并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宝贵经验，公共和私营领域的领导人在做出关键决策时必须要保持谨慎。他们要不断质疑自己的决策的重要假设是否成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战略思考：前瞻思维、应变思维和跨界思维。

前瞻思维 (Thinking Ahead)

东亚迄今成功抗疫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尽早采取行动。东亚地区各政府很早就开始发布旅行限制令，并追踪密切接触者。这些举措有效避免了后期采取更严厉、代价也更高昂的遏制策略，比如封锁城市和经济停摆。东亚政府必须继续未雨绸缪，寻找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及机遇，并准备好尽早采取行动。比方说，由于未来很可能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危机，提前采取措施有助于尽量减少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当前的全球化体系，尤其是全球供应链，会因为疫情而发生不可避免的转变，尽早采取行动能极大地降低转变所带来的成本，并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应变思维 (Thinking Again)

早期的抗疫成功可能会给决策者造成盲点，导致他们在环境改变时不能及时作出必要的政策调整。尽管当前举措得到了全球赞赏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大力认可，但是东亚政府不应自以为拥有了最佳抗疫方案。相反，政府必须要时刻注意新的科学证据和局势变化，而它们的出现可能会动摇实行现有举措的基本设想。因此，政府要随时准备调整甚至推翻在前期被视为成功的政策。

跨界思维 (Thinking Across)

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本次疫情已成为全球大流行，单个国家所采取的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国内民众对这些举措的配合，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如果所有东亚经济体都如中国大陆一样采取严格防控，那么东亚的缓疫措施会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如果各个政府在具体执行上采取不同的举措，并取得了程度各异的效果，那这种缓疫措施的整体效果就要大打折扣。用跨界的视角来思考政策非常重要，这有助于让各国从其他地区遏制疫情的成功和失败里吸取经验和教训。

新冠抗疫的“东亚奇迹”是否能够续写？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在过去几十年内，东亚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我们有理由期待东亚在本次抗击新冠疫情中也会有奇迹般的表现。

作者吴逊是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系主任、教授。马亮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南华早报》2020年4月9日

https://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3078977/three-ways-asia-can-beat-coronavirus-take-early-action-be-nim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