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召开以“推进市场化改革，稳定经济增长”为主题的双周政策分析会，十余位校内外知名学者围绕当前经济改革的关键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天勇从历史数据出发，强调改革是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他指出，1971年至1991年间中国经济波动均以改革突破为转折点，当前短期刺激政策需与重大体制改革结合方能见效。他建议财政政策应优先向中低收入居民倾斜，三年内投入10万亿元用于民生领域，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民生占比从7.7%提升至20%。此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亟待突破，需建立全国统一市场，释放土地资源潜力，“仅靠政策刺激无法扭转经济循环扭曲”。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聚焦农村土地政策中的“二律背反”问题。他解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两个不允许”时称，农房私有与宅基地集体所有导致产权矛盾，现行“房随地走”限制农民财产收入，加剧城乡差距。他主张“地随房走”更符合保护农民权益的方向，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政策边界，避免政策执行矛盾。针对退休干部下乡政策落地难题，他认为需细化“占地”定义，鼓励技术人才与农民合作盘活资源，而非简单禁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杨涛分析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时指出，当前问题更多源于行业风险溢价，而非金融机构主观歧视。他呼吁明确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最终目标，区分大型、中小及不同行业企业的需求，避免“运动式”政策导致过度授信。他强调，金融支持应通过市场化渠道精准匹配，“合适的金融产品给合适的客户”，而非片面追求信贷规模。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正山回顾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历程，认为现行“三权分置”改革成效有限，宅基地封闭流转与征地矛盾仍突出。他指出，土地计划管控与市场化配置的“双向并行”加剧扭曲，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益的惯性。他主张回归“田面权与田底权”两权制度，做实农民使用权，“让土地自由流转才能释放增长潜力”，并直言“土地红线计算方式与批租制亟待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院长杨瑞龙探讨国企改革路径时提出“分类改革”思路。他认为，国企成为市场主体需明确进退边界，按行业性质区分竞争与非竞争领域：公益性国企由国家经营，自然垄断企业实行国有控股，竞争性领域则完全市场化。“分类改革是破解国有制与市场化矛盾的关键”，但实践中存在“进多退少”问题，需制定清晰标准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侯启缘从民营企业权益保护角度指出三大矛盾：政策稳定性不足、家族治理僵化与跨区域维权难。他提到，2024年民间投资下滑与地方政策反复直接相关，而民营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权力博弈易引发经营危机。他建议将民营经济促进法纳入民法典框架，强化司法对行政的制约，“用法律而非行政手段保障权益”，同时优化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提升政策连续性与科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周琪在总结中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外部经贸压力升级的挑战，中国亟需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并通过深化改革筑牢发展根基。周琪院长对与会学者的深入研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专家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破解当前经济困局提供了多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