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23会议室举办了“中美关系的新变化与新对策”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的近20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与会者围绕相关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多位师生和多家媒体记者旁听并参与了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教授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词并做了引导发言。他指出特朗普访华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新变化，然而年底美国发布的“三个报告”又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两国关系起伏反复，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同时，当前影响中美关系的朝核问题、贸易问题、台湾问题非常突出，中国需要对此有清晰的判断。他希望与会者能够就这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展开建设性的探讨并尝试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林利民首先发言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那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一方面，两国关系在历史上“好”是因为两国存有战略共识，有战略合作。当今特朗普并不谋求与中国的战略共识，所以致使两国关系“好不到哪去”。另一方面，当前中美关系也并不十分悲观，其实远好于1989、1999年等历史节点。他认为，特朗普不得已仍旧在诸如朝鲜核问题等战略层面与中国开展合作；虽然《台湾旅行法》马上就要通过，但是台湾问题中美仍存有议价的空间；美国当前的贸易战行为并不是针对中国的，欧洲比中国更首当其冲；在军事和战略问题上，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这才是美国对华认识的“常态”，无需大惊小怪。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琪指出，最近中美关系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美国对华关系的定位进一步明确，把中国定位战略竞争对手，视中国为美国的全方位竞争者。第二个变化在于两国关系的议题上，美国尤其明显地在经贸施压上加大了力度。第三个变化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心态上，开始从原来的失望静观转变为认为需要做点令中方感觉疼痛的事情。这就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潜在冲突点不断增加、两国关系呈现出全面的竞争性、竞争呈现出长期性且脆弱性明显上升。对此中国也需要调整措施加以应对，首先改变元首会晤的形式、节奏而增强其效果；其次面对美方对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和上升的冲突意识，中国对如何构建稳定的中美关系需要有新认识；第三中美应谋求在核不扩散机制、知识产权、外太空非武器化、国内市场互相加大开放等一些领域扩大合作共识；第四推动东北亚等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抓住机会适时调整仍处于僵化中的中日关系，增加战略竞争的弹性；最后加大中国自身的改革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认为近十年中美关系反反复复出现了多次变化，在特朗普上台前中美关系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竞争的逐步上升但整体可控”的局面，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再定位，其原因在于美国并不再把中国崛起作为积极的事情，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显著提升。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他判断认为：首先，中美应该加强在朝核、台湾、南海巡航等方面的危机管控；其次，两国应继续谋求在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再者，中国要获得持续的竞争力而非“不公平”的贸易优势；最后，不要对中美关系抱太高期望。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于春海指出了美国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近年来不升反降带来了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更加关注公平贸易而非传统的自由贸易。他判断中美经贸摩擦将走向常态化，其原因在于：第一，中国成长为第一大贸易国，没法搭美国的便车了；第二，特朗普强调贸易失衡，作为最大逆差国的中国自然是靶子；第三，贸易争端是美国的一大筹码。此外，中美贸易摩擦还有复杂化的趋势。为了应对当前的问题，中国首先需要采用有国内和国际法支撑的贸易行动；其次要认识到自身在全球产业链的中段，很多问题是从前段造成的，中国需要阐明这一点；最后调整当前的单边开放措施，这些措施在策略方面需要有所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徐正源指出一直以来，关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研究，学界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个人化和娱乐化，二是碎片化和表象化。从当前中美之间的地缘竞争发展态势可以看出，特朗普对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着清晰地认识和审慎的战略布局。尽管在美看来中国的挑战更全面、更长远，但俄罗斯对美的挑战更现实、更紧迫。鉴于美俄之间在中东地区和乌克兰问题上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有理由判断近期美国还将集中应对俄罗斯。因此，在对策上，中国要把握好“轻与重”的关系，着重经营好与俄罗斯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防止美借插手地区安全事务之机加深对中国的围堵；同时，中国也要区分“内与外”的关系，防止关于中国实力的对内宣传产生不良的对外效果。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2017年中美关系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然而当美国出台三个报告后，中美关系又呈现出了反转低走的态势。他指出，中美关系愈发难以把握，美国学者很难反应其政策走向，中国并没有很好把握特朗普逻辑的规律，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也尚不明朗。此外，当前大国关系与热点问题高度结合，比如朝核问题始终困扰着中美关系，中国需要对朝核问题格外重视。中美在贸易领域、世界治理观、亚太地区等存有明显的竞争，两国关系只会越发敏感。他强调，中美双方都需要认识到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国的发展具有正当性，美国必须适应新的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而中国则需要协调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联动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樊吉社研究员指出当前两国关系呈现出了一些变化：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变为竞争；美国对中国军力愈发感到担忧；美国经贸利益集团现在不再扮演两国关系的推进器了；美国自身财富分配出现了问题却拿中国作为替罪羊；美国的专家和精英不再希望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他认为这些变化的启示在于：第一，首脑外交缓和中美关系问题的效果在下降。第二，朝核和南海等地区安全议题对中美关系的冲击越来越大。第三，2018年经贸问题会愈发突出。第四，台湾问题会因为《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再度升温。第五，意识形态问题曾经在中美关系中一度被被弱化，但它会再次凸显。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认为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国际体系不确定性上升的大背景之下，英国脱欧、逆全球化、民粹兴起等都构成了这一背景，在这一背景下两国关系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出现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两国实力迅速接近，同时中国过去几年的总体外交的积极姿态让美国非常紧张。他谈三点个人的思考：第一，中国还需从全局上设法稳定两国关系，避免对抗和冲突。第二，中国可以大力推动两国人文交流，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善两国关系。第三，双方应保持战略审慎和严格的自我约束，这样才能管控好分歧。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谈及了四点看法：第一，当前学界需要反思2016年美国大选，这次大选与其说一次大选不如说是一次社会运动。第二，2017年特朗普政府一直困扰于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就是所谓的小圈内斗。第三，国会与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国会由建制派驱动，希望起到约束政策的作用，二是特朗普利用了国会来实现其自身目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湾旅行法》。第四，2018年是美国中期选举，中国问题可能再次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晨认为，在把握下一个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走向时，首先需要将美国竞争战略产生推力的问题和长期竞争可能开展的领域及形式区分开来。其次，美国已经形成较为明确的军事竞争战略，但短期内的举措主要是加快装备更新换代和进行中的研发项目，以及作战理论相关的重层创新。在当前全球战略环境下美国现有海空力量在亚太已经没有大幅增加部署的空间；陆军在亚太的角色和影响则受制于地区战略规划和全球其他战区对陆军的需求；美国亚太盟友伙伴的军事力量发展也并不会都被整合到美军现有作战体系中。最后，在应对的过程中，一要具备保底思维，美国选择竞争而非对抗或战争，危机管控需要继续强化；二是提高战略效率，控制成本，避免全方位军备竞赛；三是进一步完善海上重点方向联合作战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讲师许嫣然评论指出，美国学者不了解特朗普的战略是因为这些学者并不认同特朗普的选择。中美关系出现了两点变化，从政治上说美国对华更为强硬，从经济上说双方没有能够开展对话的高级经济特使和渠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谈及了自身的三点判断：首先，自特朗普获胜以来，前期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对美国政策与中美关系起到了较大影响作用，而后期起主要作用的则是美国国内政治，目前特朗普个人偏好与美国国内战略共识存在重合的情况。其次，特朗普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他的学习能力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负面作用。最后，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考察不应该局限于美国国内因素，也得注意到中国自身战略对美国的反向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金晓文提出了在中美竞争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治理政策如何调整的问题。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主任郝玉峰指出，从企业层面思考中美关系与从政府层面思考的角度和思路并不相同，企业更关注营商环境、产业升级和自身利益。他补充道：第一，中国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企业的竞争力，第二未来中美企业层面的竞争将更多表现在知识产权的竞争上。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星宇和崔守军分别主持了上半场会议与下半场会议。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巍从三个方面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首先，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正在急剧的加强，在诸如美国大选、特朗普访华等几个关键的节点上，学界并没有很好地加以把握，判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总之学者在研究中美关系上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次，会议形成了重要的共识，即中美关系的总体形势比较严峻，并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两国经贸关系的问题不在于贸易逆差规模而在于经济制度的差异和矛盾；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沉默的共识被打破；朝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迹象；印太联盟正在形成之中；意识形态问题愈发凸显，在中美关系中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他认为，中国学界需要在两会后开展一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及其走向的讨论，重点关注中国总体外交大战略的走向而不完全是中美关系中的技术性和细节性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美关系的新变化与新对策”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对中美关系的历史演进、发展动力、新形势下两国关系走势及特质进行了全面透彻的探讨，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势、面临的困难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逻辑加以前瞻性的研判，对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政策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