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明德国际楼813会议室举办了第三期“战略家讲坛”。来自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的助理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蒲晓宇围绕其即将出版的新书《地位信号与中国的全球在定位》（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亚洲系列丛书）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巍主持了此次讨论会，国发院研究员尹继武、韩冬临、左希迎、李晨与金晓文进行了评论，中心主任方长平主持了评论部分。另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多位师生旁听并参与了讨论。

蒲晓宇博士首先阐释了中国国际定位这一问题的由来。当前，中国如何确定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这一问题愈发凸显。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崛起国会谋求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然而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地位无法得到其他国家认可和地位被其他国家过分高估这两种定位不一致的情况。而在现实中，中国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的自我定位也存有模糊甚至矛盾之处，在强调引领世界的同时也在谨慎地审视甚至否认自身的世界大国地位。换句话说，中国在对自身国际定位的追求上出现了两面性。如何认识这种两面性，现有的研究是不充足的，因而蒲晓宇博士希望对此加以研究。

之后，蒲晓宇博士介绍了文章的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并对国内外观众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信号”就是国家通过一系列行为传递在国际等级体系中位置的信号，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从传导良性意图和在威慑外交中传导意志力这两个维度对信号理论进行了探讨，对此他力求开拓一种全新的维度，即着重阐释信号对国家地位的传递。他认为中国同时具有释放高地位信号和低地位信号的动因，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着来自不同观众的不同的期待和压力。这些观众既包括了国内观众也包括了国际观众，而后者还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全球观众、地区观众和发展中国家观众等等。

在此基础上，蒲晓宇博士分别阐释了对中国在航母项目、区域外交和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定位两面性的实证分析。首先，他认为，中国大力推进航母建设除了考量到航母的战略性功能外，还希望通过航母展示自身的强大形象，进而推动对国内民众的政治动员。其次，对于中国在区域外交中的两面性，他指出现有研究对中国极力塑造自身正面的国际形象并不准确，实际上中国外交“也会唱红脸和白脸”，一方面会在区域金融合作中主动建构积极温和的形象，同时也会在海洋争端中塑造令人畏惧的强硬形象。最后，蒲晓宇博士关注到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定位的两面性，现实中中国在海洋争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对台军售等问题上塑造了一个强硬的大国形象，但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反复强调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他认为中国的这种矛盾定位表明了以下几点：中国对除东亚以外地区并不感兴趣；中国希望淡化零和博弈；同时中国始终希望保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在谈及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对自身的定位时，蒲晓宇博士认为中国的国内发展定位已经非常清晰，但国际定位仍存有模糊之处，中国目前仍未能对诸如“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推广“中国模式”等进行一以贯之的清晰阐释。最后，他得出了结论：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雄心勃勃地引领世界，而是在各种政策选择中睿智地加以平衡，在不同国内观众和国际观众中寻找平衡。

在蒲晓宇博士发表完主题演讲之后，参会教师与旁听同学纷纷提问和评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候选人温尧分别针对“地位”与“权威”的概念使用、信号的重要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问题提出了问题，对此蒲晓宇博士回应指出：首先，“地位”与“权威”的意涵并不相同，但前者是一个比后者更为泛化的概念；其次，对于信号的解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主体对相同信号的解读并不相同；最后，以中国为例，其对自身国际地位的建构存在明显的两面性，学者需要发现并正视这种国际地位的双重意涵。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对研究方法非常关注，询问了蒲晓宇博士撰写该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蒲晓宇博士指出他主要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因为定量分析方法对国家地位衡量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他进一步指出其研究并不探讨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世界大国”，而重点关注中国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大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左希迎补充认为，伴随着自身发展，中国的自我定位很可能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非西方国家”。当前虽然中国的自我定位仍不够清晰，但可以与美国进行横向对比，后者定位的发展模式经历了“典范主义”和“辩护主义”两个阶段，目前中国很可能处于“典范主义”阶段，即塑造自身榜样供其他国家学习。此外，左希迎强调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定位是存有差异的，其定位应该是“混合的”。蒲晓宇博士回应指出其著作并未区分中国进行自我定位的不同领域，只是对“观众”进行了区分，其对中国定位的探讨更倾向于宏观的一般化探讨，而非涵盖各个领域的面面俱到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晨建议在讨论中国军事的案例时，可以尝试跳出对个案的探讨而上升至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宏观趋势的探析。此外，他特别提出了一个关于观众划分的问题。蒲晓宇博士回应指出其只是将国际观众细分为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实际上国内观众也非常复杂，但他并没有对其加以区分。对于关注整个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建议，蒲晓宇博士表示认可并指出今后会更为关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宏观走向而非个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继武强调指出，信号释放是一个复杂的议题，信号释放的模糊性是一个常态而非病态，中国自身定位也是一个信号释放的过程，其模糊甚至矛盾具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处于上升期，其地位正在发生变动，另一方面中国对自身地位信号的释放具有一定的试探性，在“膨胀”和“收缩”中来回摆动以寻找一个合适尺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金晓文提问道不同国家文化上的差异是否导致了对信号和地位的认知差异。对此，蒲晓宇博士回应指出文化因素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对信号和地位的认知差异，相比之下这种差异可能与意识形态和国家偏好更为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发院研究员韩冬临认为不同国家对中国发出的相同信号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他进一步提问何以理解这种解读的差异。蒲晓宇博士指出这一问题非常复杂，需要通过另一项研究才能回答。但他指出，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和国家都愿意接受其本来就想接受的信息，所以中国发出的信号如何被解读，这取决于信号接受者本身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等。

李巍副教授评论认为中国目前对自身定位和释放信号的模糊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国家释放模糊的信号能够有助于在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收益同时避免付出不必要的成本，同时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政策制定的权利也分散于各个部门，这在客观上也会造成中国发出信号的模糊性。

“战略家讲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创办的一个全新的学术品牌活动，旨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就具有战略意义的议题进行学术讨论，进而加强国发院的对外学术交流。迄今为止，“战略家讲坛”已经举办了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