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由人大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办的“行为实验在政策设计中的应用”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9会议室举行。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单位的多位行为实验经济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讨论会由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湘红主持。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航从政策设计的合理假设、政策设计要给良心留有余地以及基于信任博弈的实验研究三个方面分析了促进合作的政策机制实验。首先，叶航教授举例指出在实验中人性自私的基本假设会挤出人性道德偏好，因此完全按照人性自利假设的政策设计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其次，在实验设计中应注重思考如何激发人的道德偏好，调动人的同情共感以及道德责任感。第三，叶航教授介绍了其团队目前研究的信任博弈实验，实验结果发现合作中的背叛者若被给予修正机会，会表现出极强的愧疚感，进而更加珍惜声誉，增加信任促进合作。叶航教授强调，好的政策设计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出人的善良特质对于政策效果的积极作用。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建标分析了誓言和器官捐赠默认规则对个体器官捐赠决策的作用。李建标教授指出，誓言作为一种事前承诺机制，能够显著提高器官捐赠率。在没有制度经验时，被试在推定同意规则下的捐赠率更高，但是在成本和收益结构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从推定不同意默认规则转变为推定同意默认规则不能提供器官捐赠率水平。誓言作为一个全新的器官捐赠助推机制，为政策制定者设计器官捐赠助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宁华分析了行为合约设计及其政策启示。杜宁华教授介绍了其团队近几年在行为合约设计方面展开的研究工作：首先是研究了承诺作为一种行为约束机制，由雇员提出对自身努力水平进行考核承诺后，对其行为约束力最强，提供努力水平最高，实现结果也最大。其次，研究了格式化评价在合约机制中的作用。雇主对雇员的事后评价是一种不直接带来物质后果的行为机制，在特定工资水平下表扬对于员工选择高努力水平有影响。最后是将行为合约机制应用于小微信贷，正向期待信息与负向结果信息均能显著提高小微信贷还款比例，但是告知对方负面后果的方式仅能在短期内降低债务超期时间长度。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助理教授代志新研究了相对比例的框架效应和最低贡献机制是否影响公共品贡献水平。代志新博士指出，首先，随着高收入增加，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都会贡献得更多，表明人在公共品领域中是有条件的合作的；另外，绝对值下的框架效应使得贡献显著高于相对比例值下的水平；最后，设置最低贡献水平缩小了这种差异。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认为，在最后通牒实验框架下绝对值和相对比例等不同的提议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首先，提议方式与禀赋高低之间有交叉影响；另外，相对比例方式提高了在高禀赋条件下的平均提议金额；最后，当禀赋水平低时，相对比例方式下接受者的最小接受额会更低。这项研究从政策设计上对收入分配具有启发意义。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郑捷分享了一项关于信息、知识、与决策的实验研究。郑捷教授表示，对于容易的问题来说，信息确实是可以提升绩效，但对于难的问题信息可能会降低绩效。对所有人来说，总成绩可以通过得到信息来得以提升，但是那些相对知识水平低的人提升更多，知识水平得高的人提升比较少。大众信息传递，可以让知识水平不平等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较高知识水平而提高平均知识水平。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湘红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峰会的最新参会概况，然后从自我控制和同伴效应视角分析了健康战略的跑步助推实验。王湘红教授指出，自我合约显著高于无约束的控制具体表现，当自由选择的时候，选择同伴约束的数量较多，但其最终效果并不理想，这很有可能证明约束并未起到促进作用。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认为，不管市场理性还是道德、情感，都会在公共政策中共同发挥作用，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隔离的互动。赵忠教授在总结发言中从三个方面予以点评：一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依然是有效的；二是道德功能可以认为是被市场功能替代了，或者说两者是交互作用关系，例如货币作为价值交换手段，它是基于信任而被选择的，否则货币体系无法建立起来；三是讨论不完全合约和完全合约，本质上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

本次研讨会聚焦在公共政策设计和评估中使用实验方法这一主题，与会嘉宾从促进合作的机制实验、捐赠中的助推机制、行为合约的政策启示、收入分配的实验、健康消费的助推机制等不同视角给予细致而独到的分析，现场气氛格外高涨。来自各高校的师生踊跃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参会嘉宾们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