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工作是共享改革红利之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各项保障事业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转变。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历史新时期“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梦的宏伟设想中，“人民幸福”是“大民生”的目标。中国梦中的民生观，是以人为本的民生观和以幸福指数为标志的民生观。以“人民幸福”为标志的民生观，不仅包括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含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人民精神文化消费能力的增强，还包括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那么，在经济社会新常态下，“人民幸福”的基础是什么？如何获得幸福？已然成为民生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民幸福”具有多维度、时代性和复杂性。幸福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过程。1972年，不丹国王旺楚克首先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 GNH) 的概念，创建了举世瞩目的“不丹模式”。其后，美国、英国、荷兰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开始研究“幸福指数”，并创设了不同的幸福指数模式。不丹模式的GNH 指标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四大支柱组成;日本强调文化方面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中国学者则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等方面来建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这说明影响国民幸福的因素是多维度和多角度的，不同国家的国民幸福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精神世界和伦理传统。

“人民幸福”的保障在于促进制度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民生思想和民生政策，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的发展目标；从“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承诺，到旨在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具体部署，“共享”发展成为“十三五”民生工作的重点和主线。

首先，就民生投入而言，应遵循三个“优先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就公共投入总的顺序结构而言，应当以民生问题为优先。第二个原则是，就民生本身的公共投入顺序结构而言，应当以基础民生问题为优先。第三个原则是，就基础民生的公共投入顺序结构而言，应当以底线民生问题为优先。

其次，就公共财政资金在民生领域的分配而言，应协调好两组关系，即“基本公共服务和新生的阶段性公共服务”、“共性的公共需求和特殊人群的需求”。为此，应重点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动态优化保障重点，兼顾民生的短期和长期利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保障的民生事项范围在不断扩大，所要求的水准和质量也越来越高，导致长期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具有时代特点的阶段性公共服务产生了矛盾，这就要求政府能够依据财力状况清醒把握当前主要矛盾，解决最迫切需要保障的民生事项，政府保障的重点随发展时期和阶段不同而动态优化，这种动态既体现为服务范围的调整，也体现为“托底”的标准和质量的逐步提高。

第二，与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面对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不但突出强调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而且明确要求社会政策应发挥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托底”作用，这无疑反映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中央顺应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复杂状况，主动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宏观政策的一种积极调整。

第三，处理“取与予”的关系时协调好共性需求和特殊人群需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直都是政府在进行收入分配时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障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财政分配在“一取一予”中，取和予所侧重的具体对象（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几乎是完全不相同的，这就是财政分配中实施“再分配”调节的作用和决定财政再分配必要性的关键内容之一，也是政府通过介入进而改进民生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原理与运行机理之所在。有取有予和取予的侧重性在不同的公民之间各不相同，其本质是通过贯彻再分配的“能力原则”追求全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要全面把握发展和民生相互牵动、互为条件的关系，通过持续发展强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通过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多有效需求，真正实现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筑造更广阔的梦想舞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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