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3月17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俄领导层要为俄方企图干涉美国选举“付出代价”。当记者发问拜登是否认为普京是“杀手”时，拜登答曰：“是的，我同意。”这样简单明了的回答，虽然没有解释其中的因果逻辑，但建立起了“普京”与“杀手”的联系，给听众留下广阔的遐想空间。

普京的回应更加耐人寻味：“我们总是在他人身上看到自身品质，并认为他和我们是一类人。”他同时表示，自己会对拜登说“祝你健康”作为回应，“我这样说并没有讽刺或玩笑的意思。” 普京并没有直接承认或者否认拜登的言论，而是另辟蹊径，戳了对方健康状况的痛点。普京的回应被认为机敏巧妙，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避开了对手的命题，不着痕迹地把争议焦点转到了对美国总统健康及美国政局稳定的担忧上。

此番话语交锋一度“刷屏”，引发国际热议，新一轮美俄外交斗争持续发酵。国际舞台上的言语交锋是一门“艺术”。长期以来，国际政要尤其是大国政要的言论极易成为舆论焦点，甚至成为影响国际大事的重要因子。

“框架”和“隐喻”

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提出的“框架”和“隐喻”，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外交沟通中的“艺术”。

莱考夫认为，框架是话语与叙事的结构，能够提供预设，左右人们对问题的看法，高明的语言艺术，往往通过在话语中构建框架以塑造听众的世界观，激活听众认知中的潜在观念。

话语的框定会在不断重复中增强影响力。并且，提出框架的一方具有主导权优势。莱考夫曾让学生做“别想那头大象”的练习，结果没人能成功。“大象”这个词唤醒了人们头脑中的框架，因而无论承认还是否定，练习行为都在加深框架本身。这种情况下，被动卷入对方设置的框架进行思考和辩论的人，实际上加深了对“大象”的印象。

这样的案例在美国政坛曾经上演过。前总统尼克松在面临“水门事件”指控时，通过电视演说向民众解释“我不是骗子”，反而将观众带入“骗子”的框架，很多人更笃信他在辩解。因此，在外交话语沟通中，国际政要不得不时刻小心辨认对方的语言“伎俩”，并及时树立新框架和转移框架。

隐喻则是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唤醒听众的观念共鸣。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上世纪50年代阐述美国东南亚政策时，使用了“多米诺骨牌”这一概念，“在东南亚，如果有一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去。”

“多米诺骨牌”带来的联想是，轻推一枚骨牌，其余骨牌便会发生接连快速倒下的连锁反应。而将所谓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形势的影响比作多米诺骨牌的隐喻，迅速将后者的特性投射于前者身上，加强了听众对东南亚正面临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危险的判断，为美国干涉印度支那问题乃至日后深陷越南战争找到了借口。

美国人“得心应手”的语言游戏

美国外交语言十分擅长使用框架和隐喻。

伊拉克战争前，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称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为“邪恶轴心”，在语言的文字游戏中，人为构建出伊拉克与二战中法西斯及轴心国罪恶的联系，并利用“9·11”事件后美国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极端恐惧，使后者近乎盲目地相信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此强化了需向伊拉克发动所谓“正义之战”的急迫性。

近年来，美国一些政治精英以“修昔底德陷阱”形容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关系被人为蒙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必有一战的阴影。这种话术刻意突出矛盾与冲突，掩盖了两国积极友好合作的一面，一步步加深了双方的战略互疑。

此次拜登用“杀手”来影射“普京”，有意无意引导人们通过对前者（即杀手）的如秘密、黑暗、见不得人的特质的认知去理解后者，同时将其与美国大选中的“通俄门”事件等相关联，激发出观众心中的潜在认同。

在这些表达中，话语的真实与否可能不再重要，人们更愿意基于自己的价值和认同而非事实去认知世界。

外交信号的释放逻辑

国际政要为何在外交沟通中不断使用主动构建的框架和隐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呢？一种解释认为，领导人及其他高级别政要作为国家层面的代表，他们的系列言行释放出一种重要的外交信号，其目的在于塑造某种印象、形象和舆论，以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

首先，政要们试图呈现出特定框架的信息，将言外之意留给民众想象，通过潜在的“脑回路”反应激发出人们的情感投射和价值判断，以获取和增强支持。

比如，特朗普在参加2016年大选期间，强调要修建美墨边境墙。“修墙”的概念在公众批判和讨论中不断重复，激发出美国大批民众对非法移民的负面情绪，达到了提升特朗普支持率的效果。

其次，政要们的用词和语言可预示政策转变的迹象，但这种语言通常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期动态调整外交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如在美朝问题上，特朗普在2017年美朝关系紧张之际，多次以“火箭人”称呼朝鲜领导人，影射其不断进行火箭发射试验，渲染其对半岛形势的不利影响；朝鲜方面也不甘示弱，以“疯老头”加以回击，指责特朗普为“玩火的流氓和强盗”，似在增强对美方领导人政治能力和道德品质的质疑。

到了2018年1月，这种“口舌之争”突然有了“偃旗息鼓”的迹象。随着美朝关系缓和，特朗普将对朝鲜领导人的称呼调整为“我的朋友”，甚至“伟大领袖”。及至2019年年底，美朝在半岛核问题上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原先的语言对立再度“上演”。

最后，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对国际政要的语言艺术有重要影响。比如，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以“利益攸关方”界定中美关系，该用词就源自美国“自由主义社会”的商业文化——企业中的股东、员工乃至外延的政府，都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尹继武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姜静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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