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家圈对话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以下为全文：

经济学家圈：您怎么看近期经济走势？

刘元春：7月份经济形势总体而言并没有达到预期。一定要认识到它是多种短期因素叠加的一个产物，至于它是否形成了一些趋势性的变化，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大家都在讨论7月的经济数据可能没有达到预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疫情，还有洪灾，这两个因素是导致7、8月份数据可能会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同时还面临着今年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的常态化，它会有一个滞后效应。我们的财政支持没有达到预期，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持续回落，在大约一个季度之后它会对实体经济有显著影响。

但是我们同时还要看到其他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我们目前一些监管政策的出台，在短期里面肯定会产生一些冲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目前是十三五向十四五全面转换的一个空档期。空档期原来的项目基本已经完成，而新的项目还没有完全上马。同时市县一级，特别是地市一级换届，它也会产生一个空档期。

那么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再加上我们目前市场预期因素和前段时间治理所带来的市场震动，以及社会上对于国家共同富裕战略认识不清楚所带来的一些情绪性波动。

总而言之，就是说7月份和8月份所面临的这一个经济回落，它是数据的回落，原因比较复杂。在这个复杂里面要分清楚哪一些是短期，哪些是趋势性因素，哪些是结构性的中期因素，这很重要，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而目前从我的角度来看，广东、江苏、河南的多地疫情爆发，对于今年夏季产生的冲击还是很明显的。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当然有其政策背景，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政策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此相机决策的短期调控是能够对冲一些因素的。当然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对于平台经济的整顿，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一些监管，金融风险的提升，还有对于我们的共同富裕国策的理解。这些方面可能引起了市场预期的巨大变化。因为构成市场预期很重要的要素的就是企业家，以及消费者队伍。比如说共同富裕，很多人就理解成劫富济贫，就理解成平均主义，就理解成我们对发展对GDP的要求不高了，这都是错误的认识。

同时对于我们的双碳战略，运动式的方法，可能导致了很多人认识的偏颇，在这里面中国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一方面是国际表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把这种战略定位清晰化、科学化。而对于大众来讲，还有一个普及化的过程。双碳里面的科学和事实实际上并不清楚，导致了这样的一种行政运动化。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十四五的推进速度，可能的确要向7月30日政治局的决议一样，要加快，要见效，要有实质性的进展。

因此，如果只对7月份复杂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一个短期数据回落进行简单化的解读，认为这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我觉得要科学把握。

我们是要把它这里面的中长期趋势因素，中期的结构性因素和短期的一些季节性因素，要把它和政策性因素梳理清楚，然后进行分类，进行调整。

当然目前我认为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肯定是要稳定市场预期，使中国经济复苏的预期保持一种相对高昂的态度，不能中途泄气。

因此我们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定位，战略举措的推进，以及我们对于一些战略举措的进一步说明，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经济学家圈：针对当前国内国际经济背景，您有哪些政策建议呢？

刘元春：第一，目前来讲我们经济复苏和管控风险这两大目标依然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两个很重要的核心，这两个核心不能偏废，因为很多人希望我们的经济复苏的力度和景气程度能够进一步的上扬，但是这里面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高风险问题。

这两个就是说都要强化底线管理，一个是复苏的速度不能太低，第二个就是金融风险必须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所以双底线目前要进一步的强化。

第三，必须要加强对于新规划的实施。

第四，对于双碳战略，要加紧进行进程设计，同时加强对于它的可行性路径的研究，而避免目前的无序的运动式政策，推动各个区域同步行政推进的格局。

当然另一个我们还也要看到目前对于一些悲观情绪下预期的调整，而预期的调整需要对中长期的一些基础性改革，对共同富裕战略、平台治理战略，国家要有更为科学、更为公开的一些解读和说明，用比较透明化的解读来引导整个市场的预期。

同时也要在一些宏观政策的短期定位上面做出一些明显的调整。因为目前而言，整个经济的复苏基础还是不扎实的，疫情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种超常规依然存在。所以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常态化进程可能要进行系统性的一些调整。

经济学家圈：近日美联储吹风“Taper”时间表，您怎样理解美联储Taper？

刘元春：首先，我们要对于这一决定有一个科学的分析，目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决定，这是很重要的。美国在6、7月份实际上提出了量化宽松有可能会提前结束。但目前美国的资产购买数额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就是美联储6月份对于两大操作利率进行了一些提升，同时对于未来的这一些利率政策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的研判，从而进行了市场引导。对于这个我们要进行重视。

一个是量宽推出的时点和推出的方式，对于国债的购买，以及资产购买结构的调整，对市场的利率和结构会带来一系列冲击。这种冲击肯定会引发全球资产，全球金融定价基准会的变化，从而产生Taper恐慌。

这种恐慌目前来看，这一次量宽的规模比上一次规模要大，很多也在参照2013年的Taper所带来的恐慌。但是我想就这一次来讲，退出的过程会更长，也没那么大。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财政政策面临着巨大压力。目前围绕基础设施和就业计划已经出台了1万亿的刺激计划，和下一步正在讨论的3万亿的就业计划。这里它需要债务融资，债务融资需要美联储进行全面配合。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情形和路径把握清楚，然后同时进行一些压力测试。

由于这种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格局风险模式、定价模式的变化，对于国内金融和相关行业也会带来冲击。当然我觉得，虽然目前我们的金融开放程度比2012年到2014年这个时段要大得多，但也要看到我们在宏观审慎监管上，资金的监管上水平更高。所以就是就是要科学研判，重点关注，但是也不易就把它简单化，然后把它恐惧化。市场自己带来这种强烈自我的扰动，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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