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价格，或持续高位盘整

证券时报：在监管层出手后，一些商品期货价格出现明显回调。大宗商品价格是否已经见顶？

刘元春：判断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要认清其上涨原因，以及下一步供求变化态势。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力，一是经济复苏带来的需求恢复，二是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反复导致的“供给瓶颈效应”，三是全球多数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持续增长带来的金融泡沫。三大因素叠加导致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持续性上涨。

但从基本面看，大宗商品价格后续不具备持续上涨的基础。以石油价格为例，虽然从去年最低点的“负油价”一路上涨到如今的60~70美元区间。但市场认为，全球复苏的现状并不支撑石油价格的持续反弹。需求没有全面复苏决定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基本面。其他几大类商品如铁矿石等也有类似情况。

考虑基数因素，PPI高点可能出现在二季度末。但考虑到大宗商品涨价主要为恢复性上涨，供需错配仍然存在，后期会出现价格的阶段性盘整。

证券时报：您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会在高位持续一段时间？

刘元春：是的。包括石油、铁矿石、金属和农产品。特别是石油价格，可能在60~70美元的区间高位盘整波动。

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于应对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作出了具体的工作部署。对于受大宗商品涨价冲击的生产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布置安排了一系列对冲成本上升影响的政策举措。在市场环节，通过打击囤积居奇，整顿市场秩序，稳定市场价格，以及合理引导市场预期作出安排。这表明中央并不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简单地归结为经济过热的现象，这个定位是合适的。

中期大宗商品涨价效应，肯定会传导到消费端

证券时报：5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努力防止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如何理解这一部署安排？

刘元春：中期看，消费者价格肯定会受到一定影响。当前我觉得政策应当保持关注。由于中国市场竞争很激烈，目前导致生产者向消费终端进行传导的效力并不强烈。虽然不强烈，但是如果上涨幅度过高、持续时间过长，最终仍会向消费端传导。

上游原材料涨价向消费端传导，分析推升价格上涨的点更为重要。比如前年由于非洲猪瘟所带来的猪肉价格暴涨，导致个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超过了3%。针对这个问题，政策进行了分类处理，从民生角度，政府采取价格补贴措施对冲价格影响。从供给端，除了开展大规模的补贴，并扩大进口规模，进而来缩减猪周期的波动幅度。近年来，我国在应对这种情况下的价格管理策略已经很成熟。但这一次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涉及范围更广、品种更多，更难控制，应对起来更复杂，所以要高度重视。

证券时报：您认为今年后期消费品会普涨吗？

刘元春：目前居民消费综合成本并没有明显上涨。哪些消费品会率先涨价，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市场供求结构和竞争程度。供需比较平衡的行业产品，成本传递效力就会相对较弱。如果生产者垄断性比较强，议价能力比较强，成本压力就会大幅度向下游传递。但是不管怎么样，虽然不同的市场结构里面，不同的竞争环境中间，传递率不一样，但一定会向下游传递。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企业可能受舆论影响搞囤积行为，甚至一些厂家趁机涨价，进而影响市场秩序。在历次价格控制案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引导市场预期，打击囤积居奇行为，整顿市场秩序。从经验来看，这些做法往往比较有效，对消费者有利。

政策要格外重视涨价，对资产价格变化的影响

证券时报：当前通胀形势下，货币政策会进行调整吗？

刘元春：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情况跟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有本质差别，跟欧美所面临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还不足以让宏观经济政策全面转向、快速转向来应对。

但是商品涨价对于生产者的冲击会造成一大批中小企业成本负担过大，在目前强调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经济整体处于快速复苏的关键阶段，需要对一些受大宗商品涨价冲击较厉害的中小企业和行业进行适度的价格补贴。同时，需要对市场秩序进行整顿调整。对于部分消费者也可以出台一些对冲性的政策举措。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价格现象，在不同环节、不同时点采取的对冲政策和方法会有很大差别。看待本轮大宗商品涨价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认为这是短期现象，不具备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共识。

证券时报：应对输入性通胀压力，您认为还可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刘元春：根本上，我们需要对定价权有新一轮的思考和机制调整。中国作为大宗商品最大的需求方，在价格谈判上却一直处于劣势，这跟我们的市场机制和与供应者的谈判关系有密切关联。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制度体系的改革。

短期看，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后，人民币汇率必定会产生对冲性的变化。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冲性变化。但从宏观角度，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目前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多是去年疫情冲击带来的价格过度下滑后的恢复性上涨，供给瓶颈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但目前不足以对国内宏观基本面带来过度冲击。

目前监管层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我认为，还要有对冲相关行业成本上升的政策措施。在具体执行中，扶持对象的识别需要有比较严格的论证。此外，建议对于个别影响较大的消费品要进行持续价格追踪。观察价格传递在不同环节、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传递效应，进而采取相应的举措。在居民消费端，在宏观政策层面，当前应该还是以观望为主。

后期，如果价格上涨从局部变化真的演变为一个持续性的现象，我们需要出台更为系统性的政策，特别是宏观政策要做出相应的对冲。但是从目前来看，很多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出现顶部波动盘整，宏观政策的调整要更为审慎地处理。

证券时报：通胀预期稳定后，宏观经济政策会不会加速调整？

刘元春：我认为宏观政策还会按照既定的复苏路径来进行。比如：从去年4、5月份开始的超常规疫情救助政策和一揽子刺激政策将逐步退出。宏观经济政策要从超常规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向常态化的扩张政策进行转变。

具体来看，在市场主体、消费主体救助政策方面，可能政策会逐步地退出，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给予常态化定位，并根据复苏进程进行预调微调。

预调微调的最重要考虑因素就是要妥善处理复苏和金融风险控制两者之间关系。中国目前的金融风险具有特殊性，控制风险要加以识别。比如房地产行业等泡沫化的行业控制力度就要大一点。

另外也要考虑到，如果货币政策收缩过快，会导致金融风险释放的路径出现变异，不利于风险的释放，甚至造成了更大的风险，这就需要货币政策调控在助力经济复苏和管控金融风险之间更加精准发力。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决策会更加复杂。如果说把进行疫情防控和经济停摆后的全面重启看作是金融周期的上行阶段，现在则相当于下行阶段。上山容易下山难，做下山的风险管理比上山还要重要，也更难。

今年下半年对于宏观政策和结构性举措提出的要求会更高。从经济角度讲，今年恰恰是各种风险、各种问题持续快速暴露的一年。大宗商品涨价只是在复苏进程中，结构性效应和风险显现的一个体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之后，未来的资产价格变化、流动性调整和市场预期的变化，给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一些地方国企资产负债表、局部行业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和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带来的挑战，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格外关注。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发于5月28日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