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报道，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基层组织面临“既要、又要、还要”的考核重压，导致基层任务繁重复杂，基层干部应接不暇，基层治理效能亟待提升。

实际上，自党中央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以来，近几年的基层负担已经显著下降。但是，改头换面、巧立名目、偷梁换柱增加的一些目标任务，仍使得部分基层面临“减而又增、只增不减”的负担死循环。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同部分基层面临“既要、又要、还要”的重重考核压力，不无关系。

“压力型体制”让部分基层“两头受气”

我国的基层治理，被一些学者描述为“压力型体制”。这种自上而下的目标任务层层下派，在基层累积并形成压力，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影响基层稳定。

过去，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级政府均围绕中心工作开展考核评估，基层治理的靶向性较强。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日益成为基层治理的主旋律，但由带来多目标任务的复杂、冲突乃至矛盾，又产生了部分基层干部难以适应的新问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曾指出，政府制定政策要增强可预期性，避免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所谓“合成谬误”，就是单看各个部门的政策都合理，但叠加在一起就出问题。“分解谬误”则指政策逐级分阶段进行分解以后，导致层层加码和政策走样问题。这些问题在各级政府都有所表现，但在基层最为凸显。

这种目标冲突，令部分基层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只能根据目标任务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往往是疲于应付。在此情况下，基层工作的自主性就被严重挤压，基层干部的获得感和工作效能也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一些不合理乃至过分的硬性任务，也使得部分基层干部常常要有令不行或有违民意，成为“风箱里的老鼠”，在上级和民众之间“两头受气”。

“四手联弹”破解基层问题“老生常谈”

要想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解决部分基层干部当前面临的困境，就需要“四手联弹”——在减负、免责、强权、赋能上做文章。一方面，要减轻基层负担和减免基层责任，使基层干部可以轻装上阵；另一方面，要增强基层权力并通过数字化赋能增效，使基层组织有能力来推进基层治理。

首先，要进一步巩固近几年来的基层减负成绩，避免基层负担卷土重来。

一些上级任务往往改头换面而返场基层，甚至为了逃避督察而从正式走向非正式。要管住各级政府部门伸向基层的手，规范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利，逐步实现基层工作目标任务的清单化。避免基层干部陷入各类表格填报和信息传递的泥潭，哪怕有三头六臂也难免应对失措。

其次，目前基层治理主要是单向问责，未来应加强逆向问责，实现基层问责的双向互动。

要使上级政府部门也承担起必要的责任，避免“一推三六五”地“甩锅”基层。针对基层治理还应该建立健全免责机制，避免问责压力异化为避责动机，导致层层加码、一刀切等简单粗暴的基层治理现象。比如，北京市通过“街巷吹哨，部门报到”，就使得基层可以自下而上地调度上级职能部门来解决问题，避免“看得见的管不了”。

再次，要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加强对基层简政放权。

如果只是下派任务和责任，却不投入资源和下放权力，基层就会苦于有事无人、有责无权的尴尬。比如，深圳市就明确向社区党委下放领导保障、人事安排、监督管理、事务决策等“四项权力”，社区党支部“强起来”，才能够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最后，要继续给基层赋能，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以避免陷入“人海战术”。

通过数字化赋能，大量重复性、事务性的工作可以自动化批量解决，基层干部就能腾出手来更多关注需要发挥聪明才智和通过干群互动来处理的问题。比如，浙江省推进的“一表通”“四个治理平台”等，就是数字化治理方面的创新探索。

实际上，基层治理面临的上述问题可谓“老生常谈”，学界对此也多有探讨与建议。这些问题之所以至今仍反复出现，同相关各方认识不统一、落实不到位和监督不彻底有很大关系。

要想标本兼治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需要切实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要明确基层治理的底线和红线，避免政府部门带头越权卸责。

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全国基层治理政策库、案例库、问题库的建设，积累各地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使之成为基层治理的准绳，避免同样错误重复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疫情期间，该如何给基层“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