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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刘瑞明:提振消费的关键是缩小生存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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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提振消费的有效途径、激发居民消费,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道难题。提振居民消费,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撑,而且是提升国民福利的重要途径。

客观来看,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进一步提振遇到一些困难,并不是居民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消费能力不足,或者出现了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错配,从而无法更好地将“需要”转化为“需求”。追根溯源,这主要受制于两大因素。

第一,收入分配不均衡下,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错配。

转型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衡,使得消费在总量和结构上出现了失衡。

一方面,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一般而言,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有强消费能力的富人受到了消费意愿的限制,有强消费意愿的穷人受到了消费能力的限制。无论是富人和穷人,能够形成的最终消费都有限,总量消费有限。

另一方面,从消费结构来看,在当前国内部分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高收入水平的人群越来越倾向于高端消费,纷纷购买国际高端品牌,对于国内中低端产品和服务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也有限。这就导致,哪怕有需求,也难以更好地构成对于国内产品的有效需求,难以进一步有效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第二,生存性支出占比过大,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客观来看,尽管有结构性的问题,但是伴随着总体收入水平的上升,依然可以激发非常大的消费空间。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对于消费的有效激发效果不够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的生存性支出占比过大,导致消费不振。

在居民正常的生活过程中,有一些是生存必需品,比如,住房、医疗、养老、教育,这些构成了一个正常家庭的生存必需品,而与此相关的支出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刚性”的“生存性支出”。

然而,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尤其是,在这些领域的改革理念仍需要进一步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要防止陷入误区,导致市场供给能力没有被更有效激发和利用。受多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成为这些领域的主要供给者,而在当前,地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都相对有限。

一方面,我们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公共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这些领域的经费本身难以大幅度的扩张,进而也就约制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在中国式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激烈的区域竞争,因而,在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中,又倾向于发展能够短期促进GDP的“硬公共基础设施”,而对于医疗、养老、教育等“软公共基础设施”则相对关注较弱。

甚至,在“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断限制土地出让,推高房地产价格。在此种情形下,导致了住房、看病、养老、教育的“又难又贵”等一系列问题。

在生存性物品供给有限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导致生产性物品和服务的“难和贵”,人们必须先将大量的收入配置到这些生存性物品上,而只有在支付了“生存性支出”后,才能考虑其他消费支出。所以,人们哪怕收入不错,手里有钱,也难以转化为消费。消费也就难以提振。

因而,如果我们要有效激发消费活力,需要做的主要工作,一是持续缩小收入差距,二是降低居民的生存性支出占比。而这二者,都需要我们在这些领域突破深水区,进一步推进实实在在的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文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97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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