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欧洲的流行用语中，有所谓婴儿潮一代、X、Y、Z世代的说法，主要用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人群的划分，以便分析世代间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他们各自青年时期文化上存在的差异。通常而言，“Z世代”指称的是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他们在当前的2021年正处在11-25岁之间，正是可能会对当今时代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及其演变趋向产生重大影响的年龄。作为与互联网相伴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Z世代在全球数量极为庞大，成长的环境和接受的影响，迥异于之前所有世代中的人群。世代间的差异带来了彼此沟通和理解上的困难。在老一代人看来，Z世代可以说是“浅薄的电子土著”，他们对如何在现实世界中确立友谊、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缺乏相应的能力。不过，Z世代自身却极可能并不这么看，因为在他们看来，对科技产品的谙熟以及广阔的信息渠道，让他们能够保持更为开放的头脑，进行更具创意性的思考，勇于追求和尝试各种新生事物。

“Z世代”的辨析及其界定

关于Z世代，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值得重视。美国研究者、企业家汤玛斯·辜洛普罗斯和丹·凯德生所著《Z世代效应》一书，站在年龄的角度，将Z世代指称为出生在2005年前后不久的那些人，在某种意义上，2000年左右出生的“千禧世代”被认为不过是“Z世代”的测试版。更为重要的是，在该书看来，Z世代更应该被用来指称“一套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行为和态度”。除了出生的时间能让一定人群身处其中外，人们还可以通过理性选择来加入其中。由此出发，该书所特别强调的“Z世代效应”指的就是“科技的简单化和人人花得起，将世代团结起来而非分化之后所发生的状况”。换言之，“世代”一词应该被“微世代”所替代。所谓“微世代”，即每一世代间隔缩短为只有短短几年，甚至是两三年，但却成长在完全不同的科技经验之中。该书指出，正是因为微世代的出现，使得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思索Z世代之后会是什么世代”，“拥抱Z世代效应，你就成为Z世代成员”。

应该肯定地指出，该书的观点是有洞察力的，对未来的态度也颇为积极。的确，互联网的高连通性和触网的低成本，让对技术的操作和运用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普及。在手机话费贵而短信只能传输文字的时候，文字输入难题可能会让年老的一代对这类工具的使用望而却步。而到了现在，哪怕是个文盲，祖辈也完全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子辈、孙辈视频通话，并通过（短）视频来获取丰富多彩的知识，甚至进行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那些曾经将不同世代分开的“技术”现在又正在将他们联系起来。

但是，毫无疑问，维护Z世代作为一定年龄段群体性指称仍然是有其价值的。首先，尽管随着技术更迭越来越快，15年、20年一个世代的现象已被打散成5年甚至是更短时间即可成为一个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世代之间差异的消弭，相反意味着他们之间和内部可能差异的扩大。这也就表明，我们应该更慎重、更细致地对待Z世代问题。其次，世代之间因为技术便捷化、便宜化而可能建立起某种联系，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真的进行了有效的联系，更别说他们切实地进行和谐沟通并达成某种基本共识了。最后，相对于行为和态度而言，年龄至今仍然是一个颇具甄别力的外显性指标，对人们的生理机能、行为能力、心理素质、社会定位、制度安排等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因此，根据年龄标准区分出一群人作为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是颇具理论和现实价值的推进人文社科研究深化的策略。

基于上述理由，将“Z世代”作为特定人群开展研究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采取通常的做法，将“Z世代”指称为是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群人。对应地，中国“Z世代”，可以界定为是1995年至2009年间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一群人，其数量为2.2亿多。尽管中国“Z世代”内部在更具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上会有一定的差异，可以进一步细分，但在总体层次上对其文化及其与其他世代间的差异加以把握仍然颇为重要。

理解“世代”差异为何重要

从高校学子身上不难感受到，尽管入校时一拨拨的大学生年龄多在18、19岁之间，这一拨与那一拨，只要相差两、三年，他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还不简单是个体间的差异，而是指整个不同年龄群体间也有差异。对这类同一年龄段群体特性的研究，在社会学里被称为同期群或同龄群研究。根据一些共同经历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将年龄段从两、三年稍微拉得更长一些，比如说10年、20年，同龄群研究也就成了典型的“世代”研究。不同“世代”之间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是所谓“代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际间难以相互理解的重要原因。

理解“世代”差异极为重要，主要原因是：一是有助于正确地看待祖辈与父辈之间、父代和子代之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客观存在的冲突，分析其中的原因，抛弃成见，兼容并蓄，让不同世代之间形成更有效的互动关系和协调模式。二是有助于更好地分析文化价值、集体观念、群体倾向的形成原因、持续期限与演变规律，并在合理、合适的范围内，基于科学客观的分析，依靠和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对文化观念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干预。三是有助于从具体的、可观察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变迁，亦即从具体的不同世代人群的行为模式、生活日常出发，去理解技术创新、制度转型给社会乃至世代本身带来的变化，进而正确地对待这些变化，并规避风险。

中国“Z世代”文化的成因

当今中国“Z世代”与欧美等地方的“Z世代”有相似之处，原因在于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具有全球共通性的结构转型与变迁。当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一些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到中国“Z世代”身上时，自然有其特别的地方。

关于全球共通性因素，《Z世代效应》一书所指出的推动“Z世代效应”的六种力量有一定启发。它们分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及世代藩篱的打破；网络的高度互联并可视化；高科技的普及和使用游戏化；社会关注的获得由基于财富转向基于网络和社群的影响力；以全世界为课堂的教育和学习；筹资、专利等障碍被突破。这六种力量，根源于两个结构性变迁：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和互联网媒介的全息化。所谓“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指人类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后，高龄以下各年龄段死亡率降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从原来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摩天大楼”型。而所谓“互联网媒介全息化”，则指的是互联网媒介从文字、符号、图片、动图、视频向立体全息影像的转变，以及其传送和接收速度的加快。它能让不识字、甚至是语言不通的人们之间，形成一定程度上有效的信息沟通。在过去，连通性是奢侈品，需要依赖官方渠道，或依靠学识、经历和资源丰富的前辈关系网络，且自身还需积累一定的知识、财富和权力资本，才能获致。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普及后，内容更为丰富的连通性则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常用品，几乎人人均能享用。

中国独特的国情伴随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在中国“Z世代”身上时，可能会带来特殊的影响。就“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来说，相对于欧美大多数国家，中国的这个巨变，是在相对更短的四五十年里，依靠国家在医疗、公共卫生和生育政策领域的积极介入和干预来实现的。一度举国推行的单位制、公社制和城乡医疗卫生制度，让新中国成立后，婴儿和青少年的因病死亡率迅速降低；而改革开放后日趋严格的“一孩”政策，又让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以极快的速度降低。紧随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善民生方面的成就，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摩天大楼”如今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谓“摩天大楼”是指，如果从2020年新生人口往回算，0岁-4岁，5岁-9岁，10岁-14岁……每5年一个世代的话，除了临近预期寿命的70岁-74岁世代及更老世代的人口因为死亡而迅速减少之外，其他世代的人口在数量上是大致相当的。如果用高度一定的长方形的长度来表示每个世代的人数，从下往上居中叠放这些长方形，在一个平面上将呈现出一个“摩天大楼”。“摩天大楼”的说法，是相对于以往金字塔式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伴随着未来平均预期寿命的进一步延长，中国这种“摩天大楼”“上下一般粗”（甚至会因日趋明显的“少子化”而“上粗下细”）的“楼层”将不限于14、15层，而是会更多。比照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欧美国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这种“摩天大楼”形状呈现得相对“更快”“更早”。

除了人口年龄结构之外，性别结构特别是“Z世代”的性别结构，在中国同样有独特之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了3490万。鉴于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要长一些，老年人口中一般女性多而男性少，这也意味着扣除老年人口后，更年轻一些的男女在比例上比总数值所呈现的失衡状况要更严峻。具体到Z世代，恰是中国性别比最为失衡的一群人，男性严重多于女性，根据普查数据测算，其值接近1827万。如今，该阶段男性最大者已到25岁，恰是适婚年龄；最小的11岁，再过4、5年也步入春心萌动的恋爱期。如此，当Z世代中有100个男性与女性成功匹配后，就会有18个男性被剩出而“打光棍”。卷入婚恋困境的当然远不止这“18个男性”，因为当我们理想化地假设每70个男性Z世代与70个女性Z世代顺利匹配后，剩下的48个男性Z世代将面对剩下的30个女性Z世代，也就是说，78个Z世代中的男女将在婚恋市场陷入争夺和抉择的困境，这个数值超过了整个Z世代人数的三分之一，为7918万有余。简单的模型推导足以让人们看到问题的严峻性，何况，现实生活中女性Z世代还面临更年长世代中男性魅力及财力的吸引。

就“互联网媒介全息化”来说，其在中国的推进与推广速度也非比寻常。1995年以来，正是我国电子技术、互联网、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兴技术和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我国高铁、公路、光纤等基础设施的各层次规划与投入，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的整体推进，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了互联网及其终端产品的技术升级。这有利于给中国“Z世代”打下“电子土著”的烙印，让他们在整体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Z世代更早地与媒介全息化的互联网“亲密”接触。

中国“Z世代”文化的特色

成因上全球通性与中国特性并存的事实，让中国“Z世代”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上与其他国家的Z世代有共性之余，也自有其特色。从共性的角度看，“摩天大楼型”的人口年龄结构会裹挟着现实生活中各种几乎不可避免的不如意，给Z世代以压力。此外，更老一些世代的人先在地占据了传统权力和机会空间中不少的位置，而且似乎还能长期地占据，这也会让Z世代丧失大量的传统机会。

从共性的角度看，由于Z世代或多或少会接触智能终端设备，并极容易在互联网中流连忘返，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以及倾向于去接触的互联网信息，对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多元化有着推进作用。当然，同时会有一些人喜欢自我束缚于“信息茧房”之中，固执地偏爱和选择自己愿意看到、容易接受的一切，让自己止步于舒适区。这可能带来Z世代中“开放的人更开放，封闭的人更封闭”这样一种分化现象。

从共性的角度看，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新型活动特别是丰富多彩的互联网相关活动，会对Z世代的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乃至经济生产构成重要影响，会成为他们获取影响力、存在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传统空间中顺利“上位”的“Z世代”毕竟只能是“精英中的精英”或精英的后代，更多“Z世代”在左冲右突寻求突破的过程中，还得从互联网之类的新型空间中寻求社会认同。

从特色的角度看，如前文所述，相对于欧美国家，我国“摩天大楼”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到来，要更迅猛一些。受“一孩”政策的影响，我国的Z世代多是独生子女，是“421”家庭结构中的“1”，他们受到家庭中长辈的关注度更高，承受的压力也相对更多。当传统的经济和政治机会被大量的先辈占据，而国内经济还可能面临较长期的下行压力时，中国“Z世代”在现实生活中凸显自身价值之机会倾向于迅速收缩，压力也就相应会骤然加大。

从特色的角度看，互联网特别是大量终端设备的快速智能化，给中国“Z世代”身心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当下满足的直接化和即刻化。中国的“421”家庭结构，非常明显地会加剧这种影响和倾向性，使得中国“Z世代”的“结果”导向诉求会相对更为强烈。这会淹没他们延迟满足之心，对挫折的容忍度和耐受力也会降低。这意味着，未来中国“Z世代”尽管仍会冒出一定数量有极强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和开放性的社会精英，却也会产生不少故步自封于网络舒适区进而容易情绪化的青年人。

从特色的角度看，尽管“正能量”“创新突破”无疑仍是中国“Z世代”的主流，“内卷”与“躺平”如今成为网络流行词却也从侧面映射出“Z世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都是强调规范，强调与老一辈和平辈的步调一致或协调。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实是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为“金字塔”型的社会长期演化而来的。它作为一种适应性安排表现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可以更容易、更便捷地填补老一代因较高“死亡率”而空出来的传统位置。但是，如今，这样的教育模式很可能并不太适用于人口年龄结构为“摩天大楼”型的社会。因为年老的世代“生命之树常青”，能够空出来的空间有限。如此一来，中国“Z世代”恐怕要更多地另辟蹊径，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本。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同世代的人们正在为非常有限的传统机会投入过多的资源，“内卷”一词才会迅速流行开来。同样，也许正是因为体验到哪怕再努力，也注定会有一批Z世代男女会面临婚恋、工作及生活上的困境和抉择难题，所以“躺平”一词才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共鸣。

对于部分Z世代青年的“躺平”现象，社会也许应以更宽厚、更宽泛和更宽容的反思性态度来看待之、引导之。首先，设身处地从如何对待Z世代角度去思考，作为Z世代的父辈或祖辈，我们是否在简单地将自身接受乃至内化的生活模式、交往模式、成功模式等有失宽厚地强加给他们？而事实上这些模式也许正会束缚他们的思维、阻止他们创新性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此外，“躺平”是否可以更宽泛地理解为他们正在积蓄力量，为创造性地实现社会深层逻辑的变革预发声音？我们该如何建设性地助其一臂之力？有哪些经验或原则是我们能与之分享的？最后，或许确实发现还是有年轻人选择“颓废”，也该宽容地想想，他们肯定有不容触碰的底线，有仍在向往的风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链接：http://www.rmlt.com.cn/2021/0913/6248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