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2年11月中美元首会晤的成功举行，中美关系走向了小步向前的阶段性缓和。然而美方对华战略竞争仍在继续，比如美国务院12月6日批准对台4亿美金军售，另方面布肯林国务卿访华的消息也初步得到确定，相关美方高官也将访华探路。拜登时期沿袭了特朗普时期的美中竞争定调，只不过采取的方式、策略和领域有所差异。总的来看，阶段性缓和是当前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特征，突出表明了元首外交的战略定位和引领作用，但双边关系背后的总体背景和结构并未发生变化。
美国首位非裔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一，首脑外交的战略共识引领。近些年，中美关系的传统战略共识，比如自解冻和建交以来的三个公报及其双方在核心利益的共识已逐步受到美方的侵蚀。因此，中美两国元首会面重要的任务，便为重新阐释维系双边战略稳定的基本共识，此次巴厘岛会晤，拜登重申了“四不一无意”，便是一种国家层面正式的战略再保证。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外交，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同时有助于降低非直接沟通与交流产生的误判。就此而言，近期中美关系的缓和确实受到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定位引领。
第二，长期稳定受制于战略共识的落实。如何落实中美元首的战略共识和定位表述，这是维系中美关系长时期能否保持稳定的基础，也是中方一直所期待能进一步建立起战略沟通和落实框架的缘由。早年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曾经起到了较好的工作落实机制作用。时至今日，虽有领导人层面的共识达成，但中美双边在工作层面如何解决问题，仍有诸多制约要素。比如双方的战略思维不同，美方重视具体问题解决、而非关系定位，倾向于采用逐步而隐性的战略共识侵蚀方式，特别是受到国内政治需要的极大负面影响等，加之拜登总统自身政治性格的敏感性和压力屈从特性，中美新时期双边战略意图的再表述能否具体落实仍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中美双边意图评估的互动特性。战略意图的评估是决定美国采取何种对华战略和策略的核心要素。近些年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辩论及其出台极为负面定位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皆缘于对于中国战略意图评估的变化。在权力对比和政策舆论变化的影响下，仍需要注意对华意图评估的可塑性。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最终落地，受到中国自身积极的战略经济和外交信号的引导和塑造。进而，国家的战略意图评估都是有选择性的，在竞争与敌对关系中，国家往往会在意对于自身而言更为敏感和鲜活的信息，所以在一种战略互动关系中，如何管控一些对于对方而言更容易形成负面战略意图评估的要素，这是管理中美战略意图评估及其负面影响的必要工作。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缓和和转变起到了引导作用，这种变化更多体现了阶段性和动态性的特征。近期中美在第三方的外交举动也是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如果在对美难以突破的情况下，积极开拓第三方也是一种明智和理性之举。
作者：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