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题演讲，着眼于当前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问题，就如何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全面系统地讲述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强调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等。

层出不穷的生态问题挑战了国家政策的传统制定方式，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挑战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习近平主席博鳌论坛讲话凸显出重塑全球治理观的重大意义，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最新思考。

当前全球治理的主要危机

从国际关系视角来看，当前面临的全球治理危机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与全球公共安全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病毒的传播性、复杂性及防治任务的艰巨性前所未有，新冠病毒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人类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但国际社会并没有与之相应的全球应对方案和协调机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命题。

二是国际秩序的失序与各国诉求的冲突。国际规则的制定多出自发达国家，有利于发达国家，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需求与利益并不一致，甚至处于对立的竞争关系，国与国相处中的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原则没有落到实处。

三是大变局下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面临风险。当前，一些国家有意识的宣扬零和博弈理论，大搞意识形态对抗，刻意营造“冷战”氛围，持续制造紧张局势，谋划“脱钩”与小圈子联盟的行为，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和行政消耗。“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四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公共产品缺失。一个合理的国际合作机制以及一种得到认可的全球治理范式是一切全球性集体行动的基础与条件。当前，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程度落后于全球化发展的程度，落后于全球化问题涌现的速度，更落后于全球化主体和矛盾变迁的程度。从现实层面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问题涌现在国际合作中，不少学者甚至将其称为“失灵的全球治理”。

五是生态问题加剧与人道灾难频发。生态灾难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已是不争的事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中提出“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发问，凸显出当前全球生态问题的紧迫性与严峻性。

国际关系学未来的思考

作为二十世纪早期从多重学科交叉演化而来的独立学科，国际关系学大致可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理论，随着解释不断变化的现实政治的需要以上学派不断衍生出许多理论分支，当前，各派理论呈现出日趋丰富与多元化特点。然而，在面对日趋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均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一、传统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特点，在当今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中，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非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声音也在逐渐增强，但传统国际关系学并没有充分重视非西方力量和知识对原有知识体系的冲击，面对日益多元化的行为体和国际社会主角的“转移”与“分散”，非西方因素在现有国际关系学科视野中依旧被当作“他者”平等对待，因此导致其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准确描述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无法回答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的危机。

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行为体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然而在当今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各类行为体早已呈现出极大丰富化与多样化特点，不仅包括主权国家和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国际组织，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宗教团体、虚拟数字媒体等非国家行为体。这些行为体的加入使得全球治理更加复杂化，但以上因素并没有被纳入传统国际关系学科的考察范围。

三、当前国际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主流范式产生了变化。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以国家生存和权力竞争为主要目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逐渐意识到需要共同协作解决的问题以国家竞斗的方式无法实现，权力竞斗的理念被共同体的价值取代。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诸多问题，国际社会在多元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提倡共生共享与合作。同时，各国之间的客观差异和不同诉求难以被均质化为民族国家一概而论，以上特点和价值演变并未被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全面地重视。

四、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若干议题如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关注，使得传统国际关系中对于国家和群体利益的衡量产生了新的标准，即需要将气候变化的问题纳入国际关系的考量范围，需要将人与自然的互动纳入考量视野，需要更好地平衡眼前与长远的利益，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并没有理论加以解决。同时，国际社会价值取向的更新需要新的理论调和现实与理想、个体理性与整体公正、当下资源与长期发展的问题，需要一方面关注现实主义中强调的国家利益与传统的权力定义，另一方面关注建构主义提出的观念互动与共同体建设，也需要进一步推进新自由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国际合作的制度与平台建设。

五、传统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议题大多关注国家行为和跨国治理机制，忽略了问题本身是否对国际社会的更深层次影响。当前国际的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产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且越来越多的问题之间产生关联性，如区域内冲突，地方性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规划、资源短缺会与暴力冲突、贫困问题、大规模移民问题等对国家本身的概念形成挑战，且加剧社会分裂和削弱原有制度，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国际关系学中引入新的机制，需要被理论抽象化进行总结和梳理。

除了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还体现在分析路径单一化与包容性不足上，随着全球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全球治理理论需要与多学科进行交叉，形成复合型、专业化以及适应性强的理论，而并不需要局限于国际关系学内部。这一学科交叉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具体知识上的交叉与采用，更体现在思维上的吸纳与更新在关注“权力”之外吸取其他学科的分析路径与关注问题。如果不能将多学科，多方法和多思想进行整合利用，则很难产生有效的实践指导。弥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与新的国际规范、主流价值体系与主体不断适应调和的过程。

中国由过去的追随者转变为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者、全球议题的塑造者、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者和全球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者，在国际上发挥着与自身体量和国家地位相符的积极作用，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着中国智慧。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繁荣应该也必然会由我们中国主导，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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