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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聂辉华: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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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重大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改革开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深化改革开放,需要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市场主体,就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2013年至今,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第96位跃升至最新的第31位。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5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较2012年增长62.9%;民营企业数量在过去10年翻了两番,从1085万户增长到4457万户。10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强调优化投资环境。高层不断释放信号,各地也陆续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营商环境是评价一个城市的综合指标,如同一个城市的GPA(平均学分绩点),是一个城市在经济实力、地理位置、政府政策、生产要素、文化气氛等所有方面的综合反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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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照片:上图为深圳蛇口工业区一瞥(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李长永摄);下图为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的蛇口片区(新华社记者毛思倩2015年2月26日摄)。

为什么优化营商环境对现在的中国格外重要?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对外开放的侧重点已发生转移。“改革开放的前40年,更多是引进来,如今,中国则需要更积极的走出去,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其中少不了与国际规则的衔接,随着开放的视野越来越大,必然需要决策者更多的智慧。”深圳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彭芳梅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聂辉华也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可能更看重中国的市场,但企业想要长期在中国发展,就会对于竞争环境和可预期的规章制度有更多期望。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都是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罗立彬进一步分析,长期来看,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资本丰裕型的经济体,所以市场主体会逐渐感受到竞争日益激烈,获得较强的赢利能力不会像过去资本非常稀缺时候那么容易。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大量市场主体去开拓、创新和试错,挖掘与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直面市场风险,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这就需要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让市场主体可以大胆探索、公平竞争、充满活力。”罗立彬表示。

如何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框架下探索前进?聂辉华认为,所谓市场化,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资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法治化,就是依法治国,减少人治、腐败;国际化,就是和国际接轨,融入世界规则体系和分工体系。

营商环境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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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保税仓内,工作人员清点货物。

安全、公平、效率与成本,中央财经大学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是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四个关键词。改革开放早期,多地政府在“成本”问题上下足了功夫。

1990年6月,经中央批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保税区”,成为很多外资在中国“梦开始的地方”。德国卡赫大中华区总裁唐晓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卡赫2002年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销售公司。

因为停放在保税仓内的出口货物可暂时不缴纳进口税, 这对外资来说是巨大的优惠。此外,保税区内的具有加工贸易资格的企业,进口原材料免征关税和增值税,且数量不受进口配额限制,出口免征出口税和增值税。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这种几近自由贸易的制度,成功帮助工业水平落后的中国,敲开了全球价值链的大门。在上海之后,天津、深圳、广东、厦门等地纷纷建立起保税区。

数据显示,到2009年,台湾地区信息产业95%的组装产能已经离岸来到大陆。聂辉华在调研中发现,像富士康这样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如果不设在保税区内,几乎无法存活。一位官员举例说,按照常规海关程序,一家进出口加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需要经过检测、报关、检疫等多道关口,走完这些流程需要较长时间,这常常是企业利润的最大杀手。

经过十数年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营商环境的建设也提出更高要求。2010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逐渐下降,外商投资企业的目光逐渐转向中国国内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寻求更大的国际市场。

如何更好承接外资产业链的回笼、赋能中国企业“走出去”,2015年提出的“放管服”带来了政府职能的范式改革,政府不仅需要重视企业的经营成本,更需要在“效率”“公平”等问题上着紧用力。

中国开放的大门已经越开越大,市场准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仅2021年,中国就发布了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还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徐现祥团队在2018年至2022年调研了全国28818家企业发现,在企业口中,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福建和四川七地的营商环境口碑最佳,连续5年保持A级。重庆和湖南省的口碑上升最快,经过5年的营商环境建设,2022年跨越至A类。

聂辉华表示,优良的营商环境离不开繁荣的市场主体。这些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水平高,也有助于良好的政商关系。“比如在珠三角地区,企业在进行选址时,深圳不行还有广州,广州不行还有东莞,可进行的选择很多,区域内部的良性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尽可能改善营商环境,以把企业留在本地。”他说。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2021年10月29日,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争议调解规则》。新华社摄。

近些年,在“放”和“管”方面,受访专家与企业频繁提到、进步最快的改革之一,是商事登记制度,尤其是在注册企业方面。

唐晓东也吃惊于“注册企业”的中国速度。卡赫于2022年在苏州工业园区追加投资的全球研发中心,营业执照基本上只花了一天就办理完毕。“可以感受到政务流程流程越来越公开透明和高效。”唐晓东说。

聂辉华观察到,第二个有明显改善的是减少行政许可的改革。例如,原先很多行业准入的考试,如房地产造价评估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是强制或变相强制的,同时对会员收取高额费用。近几年,市场监管总局不断清理不合规的行政许可,乱收费现象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整治。 而在放管服的“服”上,诸多受访专家都对广东省印象深刻。 “有一段时间好多官员不敢去企业调研,也不敢跟企业家打交道,广东省率先出台了规范政商关系的交往的文件。”聂辉华说。2016年,广东省出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具体规范政府与企业交往。

2020年欧阳日辉前往广东调研时发现,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政府也很着急,企业也很着急,为了解决问题,政府会主动定期上门,询问企业的经营状况,提供专人的上门服务。

而在广东省内,深圳市尤为典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市一直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历年的头号工程执行。

以荣耀为例,在中美贸易战的阴霾下,荣耀公司成立一年内,增长速度出乎意料。彭芳梅的调研发现,荣耀上半年海外市场增速明显,其中既有新成长初步成效,也有开拓新市场的持续动能。荣耀何以在短时间内即走出至暗时刻,创造如此高的市场增速?深圳市政府在其中功不可没。

2021年11月,荣耀首家自建工厂在深圳坪山投产,建筑面积13.5万平方米,具备研发、新产品验证,制造交付等一体化的智能制造产业园,为荣耀的海外市场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产能腹地。

“在深圳寸土寸金生产空间如此紧缺的地方,高效腾挪出企业所需的发展空间,需要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从生产手续的报批、产业园区的建成,到公共交通的延伸、高端制造业人才的积聚,背后都是政府优化企业服务的身影。”彭芳梅说。

与此同时,数字政府的建设也在进一步助力政府的“放管服”改革。2019年8月,全国首个涉企一站式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商通”上线,上线涉企高频服务1169项,广东省六成市场主体,约800万用户正在享受着粤商通带来的“一站式”“免证办”办事体验。

唐晓东在与多地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不止追求流程正确,还勇于创新,与企业一道,努力探索问题的最优解。

应对不确定性,接轨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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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卡赫亚洲竞争中心实验室顺利通过国际电工安全认证体系(IECEE)审核,获得CTF实验室资质。

而整体“最优解”的抵达,总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去追赶。其中,国际关系对营商环境的挑战,是多位受访专家共同强调的问题。

中国美国商会连续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一个问题是,让会员企业回答什么是在华经营的最大挑战。结果显示,2016—2019年连续4年,在华的美国企业都把“法律法规解释执行不一致/不明确”作为最大的挑战。

唐晓东在业务拓展时,也遇到同样的难题,尤其是在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设定与监管方面。为响应国家碳中和目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卡赫清洁设备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可回收的,这势必增加了企业成本。但是在ESG细分的部分领域,尚未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质量体系标准,鱼目混珠的事不少发生。“如果有明确的标准,严格的监管,也能激励企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唐晓东说。

聂辉华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这种不确定性背后的深层担忧——其本质还是国际关系问题。尤其放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和价值观的当下,一旦国际关系出了问题,无论对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将面临市场抉择困境。他认为,这种情况下,需要尽可能管控好国际关系冲突,提升制度的可预期性。

国际关系的挑战,也同样横亘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中。欧阳日辉表示,各个国家会按照自己的优势产业来确定范围和标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面对诸多壁垒。例如,中国一直积极推进的电子商务标准的国际互认,就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抵制。“因而,如何在管控好国际关系的同时,使用多种政策工具,赋能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战。”聂辉华说。

而在这场营商环境大考中,加快“人才”引入,可能成为突破点。各大城市为保证人才红利增势,纷纷上演抢人大战,通过直接的资金补贴、放宽落户限制等条件吸引人才。尽管如此,彭芳梅在调研中发现,从事高端服务业的中介人才,如法律、语言、税收等方面的人才,仍有较大培育和发展空间,需要不断加大培养和引进力度。

聂辉华认为,在与国际接轨、扶植企业“走出去”方面,“中国的一些政策还存在完善的空间”,中国是世界大国,但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做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充分准备。当然,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繁荣活跃的市场与营商环境相辅相成的。


作者: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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