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袁小珊 财新视听主持人
嘉宾：刘 青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CTRG）副会长等，长期研究世界经济，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与并购，企业创新，中国经济发展，多项政策研究成果获国家领导人批示或中央部门采用。
不知不觉，疫情已经步入了第三年。2020年末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屡屡超出预期，基本维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今年4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一度骤降至3.9%，疫情导致的关键城市封城被视为主要原因。有数据显示，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企业预期不稳，信心下降较为明显。
刘青认为，在此情形下，货币政策效率将被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又受赤字限制。当房地产、消费、出口、就业均遇困境，如何寻找中国经济的破局之策？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5月起，中国外贸连续三个月实现超15%增长，到了8月，增速却再次回落到了个位数，打破市场预期下限。
分析普遍认为，全球经济下滑是本轮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商品与目的地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陷于通胀，货币政策收紧，在下半年将继续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商品订单。而与东盟国家的一体化，对中国贸易面临的压力或将是一个缓冲。消费品外需面临放缓，但对东盟出口的中间商品，以及机电产品、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产业，或将维系起中国未来出口的韧性。
而在更远的视域内，刘青认为，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需有更多龙头产业，提升话语权，以攻为守，才是解决“卡脖子”问题更符合现代经济规律的新思路。
本期《财新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刘青，详解中国外贸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以下内容为访谈内容文字精选）
“防疫和经济的平衡点，目前还没有把握得很好”
袁小珊：您觉得常态化的防疫政策，对出口企业最大的影响在哪里？
刘青：数据的确显示厂商的各种信心下滑的比较明显，可能也跟疫情持续的时间太长有关系。疫情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有家底，还能经得起折腾。经过这几年的反复挫折，我估计大家也没有足够的家底支撑他再去折腾的信心和勇气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疫情的发展趋势的判断，和防控政策的调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的政策很明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两者的平衡点还没有把握得很好。
“地方财政政策空间受赤字限制，扶持生产端效果可能更好”
袁小珊：国家从财政、货币政策等方面，如何能够更好地鼓励和帮助支持这些外贸出口企业？
刘青：首先，金融政策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保证银行的各种信贷很关键；其次，海外风险越来越高，出口保险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工作；第三，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整体局面的调整，下滑的大势，货币政策会进一步的放宽。
现在的问题是，哪怕我们总的货币政策在放宽，但是企业的融资需求明显萎缩。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是更有效、更有力、更直接的渠道，可以给特定的企业减税、给它财政补贴。
但是这个也涉及到一个方面，从宏观上来看，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的空间可能稍微大一点，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各个地方政府现在基本上都是财政赤字，入不敷出。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各个收入来源都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典型的就是房地产，卖地的收入基本上都是腰斩。支持贸易的同时就意味着别的该花钱的地方就没有资源可用了，这个就是一个权衡。
所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说直接去支持贸易，而是直接去扶持我们的生产端，就是总体的社会生产。因为最后贸易的根本，其实还是来源于你的生产得到保障。
“劳动力供大于求，近两年不会有很大的缓解”
袁小珊：劳动力目前来讲是供大于求的，您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还是长期问题？
刘青：整体的劳动力就业状况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间点，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9.1%，是很高的一个比例，这个我觉得完全是反应了我们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结果。因为工厂、企业、服务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大量倒闭，或者压缩它的经营，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需求。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这些年积压下来很多就业的需求。我们一个常用的做法就是，当就业不好的时候，我们让就业的人群去延迟就业，一再延迟，比如让他去读研究生，这个会逐步累积下来，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多，必然最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状况。
我觉得从整体的经济发展局势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至少今年、明年都不会有很大的缓解，恢复的过程也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全球产业链永远在变化，但突发风险加剧了重组的速度”
袁小珊：很多发达国家出现了产业链回流，原来的全球化变得好像更加区域化了，中国具体受到的影响是什么？
刘青：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其实做了好多年，但是我的判断，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取得的进展还是很有限的，产业工人、产业基础没有了，它的比较优势不在于这些想要回流的这些制造业，这是第一。
第二，全球产业链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事物，它永远是在调整，永远是在变化的。全球产业链本质是把整个生产的过程切割成很多环节，每个环节根据它的特征（生产的要素密集程度），把它放到对应的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去生产，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参与这个全球产业链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会逐步提升，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也会变化。这样就必然导致说生产的各个环节就要重新定位。
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组织布局的时候，除了考虑比较优势，还要考虑很多风险的因素，这个就会大大推动个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速度和进程。如果我们讲纯经济原因的话，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剧烈的波动。但是现在这种疫情的冲击，地缘政治的影响，贸易战，都是突然爆发的，所以我们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会特别明显。
“越南可能对中国中西部发展造成一定压力，总体不会对中国产业构成威胁”
袁小珊：您觉得越南跟中国未来的分工和角色，会呈现怎样的变化格局？
刘青：第一，中国的一些产业转移到越南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事实上之前就已经在慢慢转移了，只是说现在的各种冲击导致转移的速度加快了。
第二，哪怕很多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了越南去了，但是它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国的，跟中国内地的产业还是有一个互补的关系。
第三，也的确会冲击到中国一些方面的发展。比如说如果没有外界的因素，中国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会梯次转移：可能先慢慢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然后再往国外转移。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地缘或者关税的原因，直接转移到越南这些国家，这个其实也会对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如果说威胁、不利的一面是这个。
第四，如果说要总体判断越南对中国的威胁，我觉得有一点太夸大了，为什么这么说？越南有经济潜力，但是去看数据的话，比如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大概30%，越南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多少呢？0.3%，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再考虑越南的制造业、基础设施、人口，我觉得都不足以真正对中国的产业构成威胁。可能有一些替代，但是我觉得最终的结果是说反倒是中国跟越南，可能会形成一个越来越紧密的生产网络。
“对‘卡脖子’问题，可以用主动进攻代替被动防御”
袁小珊：中国在很多产业当中，还是比较难去占据一个绝对的领导地位，您怎么看有一些所谓的高精尖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刘青：这其实也是现在各界研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在高精尖上面，的确缺乏一些有掌控力的产品或者企业。这个其实是现代国际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去看每一个产业链，基本上都是有几家龙头企业掌握话语权，或者说，这个产业链就是由那几个龙头企业培育出来的，越是高端的制造业，可能这个特征越明显。如果我们不能在更多的产业上有这样的企业，可能就会发生您说的“卡脖子”的问题。
另外，“卡脖子”的问题可能也要辩证的来看。现代生产的典型特征就是产业链的模式，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的能在某一个产业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自己做。如果我们对“卡脖子”的定义是说我们要每个都能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是一种被动防御的思维。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进攻性的思维：如果有那些尖端的、顶尖的企业，掌控一个产业链里面非常关键的核心环节，而别人又做不到的话，我就有足够的进攻手段，因为你也掌握了卡别人脖子的那个工具了。这个时候别人想断链，想卡你的脖子，可能也得三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