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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尹继武:国际关系的自证预言
来源:2019年5月29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1期

回顾历史,敌对与竞争观念塑造着一些决策者的固执,其选择性地构造事实,造成持久性冲突;而对于未来冲突的担忧,同样也会让智慧的领导人走向开明,从合作出发,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共赢。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近日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并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斯金纳还强调,所谓的中美竞争是美国第一次面对“非白种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此番言论震惊中美各界和国际社会,引发批评和担忧。

斯金纳的言论不是个例。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日前就声称美中冲突是长期的“文明冲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或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势的误判,或是欲捞取政治资本,发表了对华出格言论。这些言论挑动中美对立,引发诸多有识之士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安。

国家之间的竞争从何而来?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冲突产生的必然性,却没有看到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建构的,是由观念所塑造的。这就是心理暗示,是社会心理学上的“自我实现预言”(也称自证预言)理论。

回顾历史,敌对与竞争观念塑造着一些决策者的固执,其选择性地构造事实,造成持久性冲突;而对于未来冲突的担忧,同样也会让智慧的领导人走向开明,从合作出发,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共赢。

自我实现预言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在1948年最早提出了“自我实现预言”理论。他说,“起初,自我实现预言是指对情况的错误定义引发了一种新行为,这种新行为使得最初的错误概念变成真实的了。”

默顿指出,如果人们相信银行即将倒闭,就纷纷排队取款,那么银行就真的可能倒闭。人们的错误知觉可以创造出事实。20年后,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理论,他们提出了皮格马利翁效应,实验中老师(对学生)的预期充当着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一不可忽视的现象,默顿还举例称,当两国领导人“相信战争不可避免时,在这种想法鼓励下,两国会逐渐疏离,时刻提防,采取‘防御’措施应对对方的‘侵略’举动。双方会展开军备竞赛,囤积原料,扩大军队规模。到一定的时候,预期会有战争却促使了战争的发生”。

换句话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会塑造其自身对现实的看法和对世界的认知,继而影响其当下的行为选择,一步步陷入其对于未来的构想世界之中,这是一种认知世界的图式。

负面预言成真的逻辑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导人或决策者的观念塑造未来世界的例子,并不鲜见。

客观而言,敌对关系并非简单由负面形象认知所决定,因为两国之间肯定存在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比如美苏对峙时期,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美苏在二战后,其实是存在合作的可能与空间的,但由于意识形态对抗所带来的极度负面认知与敌意,形成了双方决策部门的核心观念,两国由此步入对抗的年代。

负面预言成真,也是有心理学机制的,比如认知相符理论。人一旦形成了对于未来、对于对手的既有观念,那么这种认知就会发挥巨大的选择性、过滤性作用。

“敌人”的对抗行为,会进一步加深对手的敌意和对“敌人”的刻板印象;“敌人”的缓和举动,则往往被认为是实力不够、决心虚弱的表现;“敌人”的友好,则很可能被怀疑是一种欺诈。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苏联“内在邪恶的信念”的知觉模式。无论苏联做出何种举动,都无法撼动杜勒斯对其“邪恶形象”的认知。而在美苏紧张对抗中,苏联方面也无法相信,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解释美国U-2战机只是“误入”苏联领空。

所以,负面观念具有强大的建构现实的功能,往往成为对抗与冲突的固化剂。

积极预言成真的可能

同理,积极的预言可否指引我们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确实如此,这是积极心理学的基本逻辑。在不乏战略竞争的国际社会,积极乐观的预言能发挥一定的积极塑造作用,但需要很多辅助条件的支持,而要达到理想效果尤其不易。

积极预言的自我实现,更多体现在国际合作的制度设计方面。比如,出于对未来冲突的担心,促使国家决策层思考如何才能防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继而达成共识,即一个和平的世界需要各国积极维护,联合国及其相关制度、欧洲一体化等应运而生。

同理,在国际危机过程中,一些高度危险的冲突甚至导致双方毁灭的可能性,也会让理性的领导人明白,极度对抗、一味冲突难以实现预期目标,更为清晰地认知对方的政策意图(包括善意)和底线是必需的,相关的信任也极为重要。这种观念会促使决策层自我反思,从而深刻认识到冲突的风险以及合作的必要。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即为一例。在冷战时期人类最逼近核战争的13天中,双方领导人虽初始动机不同,但后续的危机沟通,尤其是克服各自国内的强硬压力过程,促使他们做出了相应的妥协和让步,使得危机得以平息,世界避免了毁灭的危险。

“未来的阴影”是推动国际相关合作、制度形成的重要动力,对于未来合作收益的预期,会促使理性的国家更多地从合作收益、利益均沾的角度思考问题,而非一己私利。而出于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自私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对合作的破坏,人们也会思考如何通过完善的合作制度来应对。

欧盟、东盟等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是未来预期的积极实践,红十字会、地雷公约等条约规范的形成,也是相关例证。

打破观念的陷阱

冷战后,身份政治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兴起,“我们生活在观念造就的世界”,使得观念、文化的重要性大大加强,恐怖主义的肆虐、大国竞争的缓和等,也为此提供了空间。然而,近年来一些大国重回“权力政治”,又凸显了传统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利益竞争的重要性。对此,人们亟须重视一些“自我实现预言”的危险,从认知上化解危害。

其一,解构负面观念的危害作用。

一些错误、负面的观念,往往能选择、改造并建构事实,尤其是当这些观念成为一国“正统”理念,获得了大部分政治力量支持之后。

历史表明,人们一旦形成了错误观念,对别国形成了特定的负面看法,短时期内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观念具有自我生成、固化的特性。所以,对他人一些错误观念的批判,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对方的观念,因为基于“认知相符”的原理,这些批判都无法改变对方的认知预期。重要的是反思那些错误观念和负面形象如何产生,以及自身行为如何影响相关认知与形象的生成。

其二,防止陷入话语陷阱之中。

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指出,在某些错误的观念、话语被抛出并流行时,要认知到与之激烈辩论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

比如,对于炙手可热的各种陷阱说,如果越是与其辩论,越是掉入陷阱之中,继而将这种对抗论、冲突论的思维方式带入到日常思考,带入到政策应对之中。这种认知上的语言困境,体现为“当你说不要去想那头大象时,你永远做不到不想大象”。

这种认知语言的规律给我们带来启示,即负面观念的“自我实现预言”之所以无法成功,是因为我们都抛弃、远离这种负面观念。对方的负面观念往往会面临其自身层面的诸多批判,难以成为主流意识,而我们如果不断加入到对这种观念的讨论之中,可能会带来非本意的后果,即使得这种负面观念影响更大,传播更远,离自我实现更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2019年5月29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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