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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陶文昭: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来源:2019-02-01 凤凰网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同时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怎样一个发展历程?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着哪些深刻的指导意义?关于“民营经济退场”的论调,该如何从理论上予以驳斥?凤凰网《政对面》第25期对话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教授。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陶文昭实录精编(一):

政对面:今年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当时在海内外都有很多的纪念活动,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著作?在当今中国的发展中,它的指导意义和它的未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陶文昭:今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在5月4日,我们举办了纪念马克思两百周年大会,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我觉得第一点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我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也是坚持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一以贯之。除了政治表态之外,我们《共产党宣言》这么经典性的文献,虽然是170前发表的,它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原理,诸如人民的立场,无产阶级立场,这个问题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初心再往上可以说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

像马克思主义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这些方法,这个也不会过时。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这些最基本性的,规律性的东西,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还有马克思主义一些最重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当年也不是说几年的事,他是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事,今天的发展还在其视域之中。当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发表已经170年了,世界形势变化很大,中国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170年以前还是发生鸦片战争的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践的理论,是一个抽象的。现实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践提供了这么新的、丰富的经验,尤其是东方中国这么复杂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实践。所以在一些具体的理论、政策各个方面,我们都是从实际出发的。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南,但不是去做教条,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初心,同时我们也要根据新的时代实践,不断地结合中国国情,针对人民群众实践中的新问题做出回答。

政对面:你如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化问题?它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呢?

陶文昭:马克思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发表25周年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理论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这个原理的应用,要随时随地变化。随地就是,马克思当时看到了世界另一些国家的兴起,比如说俄罗斯、美国的兴起。在晚年时,他又看到了中国的情况,关于“马克思论中国”,都是厚厚的一本集子。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两百周年的时候还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当时就关注到苦难的中国,也对中国的前途表示关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这个普遍真理要与时代相结合,要与国情相结合,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国情非常特殊的国家,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都是非常特殊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要结合具体的国情,我们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特色两字就是讲我们有特殊性,但是我们特殊性当中也包含普遍的认识和原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对那些落后国家,既希望保持独立,又想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有启迪的。所以我们既是世界普遍真理与中国结合的产物,但中国经验既立足中国立场,也有世界情怀。

政对面:伴随着高压反腐之后,我们看到党建工作在各个层面进行开展。但在党建工作推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情况,特别是在基层,出现了一些一线的党员干部,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懒政怠政,主要是不敢为和不想为的情况。未来,如何能够让官员能够积极地行政,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进行党建,你觉得二者如何更好地融合?

陶文昭: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方面,成效非常大,应该是十八大以来所有成效中,最突出的一项成效,这也抓住了根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把党的地位摆到这么高,实际上就对党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就是你有那么大的责任,你就要有这么高的素质,有这么大的能力。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出现了一些宽松软的状况,尤其是党内出现了人民群众议论比较多的腐败现象,这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政策不太成熟有关,也与我们管党治党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所以十八大以来,突出抓了这方面问题,尤其是反腐败,就是“打虎、拍蝇、猎狐”,各个方面都要抓。最初的反腐,突出的是“打老虎”,随着从严治党的深入,对包括中层、基层各个方面要求都在提高。

中国改革原先是放权让利,曾经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探索,还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层的主动性。十八大以来,改革重要的特点是顶层设计,但是在中国,你强调某一个方面,往往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就弱化了另一个方面。中央层面没有说忽视基层的积极性,但是可能到基层一看,原先属于基础积极性的自选动作,就变得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了。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原先一些政策、方针不太完善,它在具体工作中按照现在的要求,可能就存在了问题。而且这几年工作一抓紧,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好像是不干活就不犯错误,一干活犯的错误更多。

一个时期以来,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其实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之后,一直重视这个问题。从去年、今年,中央提了三条重点是对基层的容错措施,就是指如果你出了一些错,但是你不是为了本人谋取利益,而是在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是可以容错的,是不予追究的。后来还出台了比较详细的一些措施,通过这样进一步鼓励基层大胆地干,大胆地闯。

我们在改革方面既要讲顶层设计,就中央的部署要不折不扣的执行,还要讲人民首创,基层创新,这样才能上中下活力都表现出来,宏观地、微观地活力都表现出来,我们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中重装上阵。

政对面:在十九大以后,一方面是从严治党,另外一方面是积极行政,这两个环节上面如何能够更好地形成很好的平衡?在具体操作上面还有什么哪些建议可以在未来更好地去实行呢?

陶文昭:中国对领导干部最大的指挥棒就是用人方面的准则。我们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两点,既要能干,又要廉政。这两条,忽视哪一条都不行。你能干,但是你搞腐败,就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你不腐败,但是你不作为,这也不行。实际上今年开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就是把这两方面要求都融进去了。在保持我们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既要勤政也要廉政,勤和廉两方面都要处理好。可能对廉的方面,那是底线,你要腐败,怎么能干都不行。但是仅不腐败还不够,还要能干,一个是底线要求,一个是更高的要求,这两个要求都要配合起来。

政对面:在反腐败斗争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关于清除某某某流毒,我不知道对于清除某某某流毒,你是怎么看待的?

陶文昭: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一个重要提法。清除某某某流毒,因为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包括中央级别领导一出事之后,他所在的行业,曾经工作过的所有行业都出事,在他身边所有工作人员都出事。这就不仅要查处他自己,还要清除流毒,清除社会影响,在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特别彻底的措施。

当然我们也要把个人和组织分开,因为即使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某一些人员出了问题,但总得来说,这个行业如果是中央或者集体的决定,应该要把个人流毒和我们正确的方针政策区别开来。从民愤上,当然是他个人的讲话所有都拿掉,但是如果是他代表组织,代表中央的话,我们只针对人,针对具体的错误的事,而不应针对我们某个组织或政策。

某些领导人出了事之后,他当时分管这一方面工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工作,也是代表我们中央或代表集体的正确东西,应该不属于流毒范围。他的流毒是属于那些打破国家政策,违反基本伦理道德的这些错误的东西。不是他所有说的话,所有做的事都当作流毒,哪些是个人的错误,哪些是代表组织的,是否要做一些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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