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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聂辉华: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今年正好是四十周年。很幸运,我就出生在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龄。

个人命运通常和国家命运高度正相关。我从一个江西偏僻农村的放牛娃,变成名牌大学的教授,四十年一路走来,不敢说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但世事如白云苍狗,确实感慨万千。

回顾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对我个人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三个关键词:食物短缺、农民进城和房价飞涨。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我今天想讲述三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一、食物短缺

到我这个年纪,大部分男人不是变成了胖子,就是在变成胖子的路上。而且,人过四十,在变胖的道路上基本上是加速前进,这是一个可怕的转折点。更可怕的是,女人肚子大了,生一个孩子就下去了;男人肚子大了,我还没看到一个瘦下去的。

这说明,现在的生活变好了,物质更为丰富了,至少普通的食品是供过于求了,可这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00后,可能很难想象,哪怕是我那一代人,童年乃至少年的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事情竟是食物短缺。

1978年我出生于江西东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里人口比较多,除了父母,还有我们兄妹四人。因为人多,食物少,在1994年我读高中之前,家里经常没有足够的蔬菜吃,水果基本为零。当时,有一些好心的亲戚,偶尔会送来蔬菜。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青苹果就是最好吃的水果,因为几年也难得吃到一个。那会,上学之余,我做得最多的事情便是放牛。我相信,村里有过放牛经历的小伙伴们,恐怕都偷过人家的甘蔗、红薯和甜瓜。一是因为不懂事,二是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非常稀缺,它们就是农村的“水果”。

那个时候的农民主要靠种植水稻谋生,而且税收负担很重,所以有限的庄稼几乎都用来种植水稻或者蔬菜,只有庄稼多的人家才会种植一点瓜果或甘蔗。粮食和水果,对于那时的农民而言,是“生存”和“发展”的关系。

我最惨的日子是读初中。农村学生都是住校,一个星期回家带一次大米,加上一两罐咸菜,得吃上个一个星期。有一年夏天,家里缺蔬菜,我只能从家里拿了一罐用猪油炒过的干豆子。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吃了几口白米饭,啃了几粒干豆子,觉得实在是难以下咽,便干脆倒掉了。

看到别人有肉有菜,当时的我算是体验到了贫困的滋味儿,也明白了贫困对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贫困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而性格会影响人的命运。一般来说,经历过贫困的人,做事会更加务实,更加痛恨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成就,是解决了无数人的贫困问题。没有人愿意生活贫困,因此贫困本身不值得炫耀,它更不是一种财富。如果贫困是财富的话,请问有谁愿意购买贫困呢?

二、农民进城

第一个故事有点悲惨,第二个故事比较明快。人类历史上最频繁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发生在哪里?答案是,发生在中国1990年代的城乡之间。

1992年,中国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路。南方城市首先发动,市场经济像浪潮一样由南至北层层推进。大约在1995年前后,我们那里越来越多的农民,前往南方城市“谋生”。

农民进城的谋生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进工厂打工,二是租土地种菜,三是创业当老板。

“打工妹”和老板的故事大家知道得比较多,我就不讲了,这里讲讲种菜的故事。我们乡有不少农民在广东、福建一带的城乡结合部,租用当地农民的土地种植时令蔬菜。

一对农民夫妇一年种菜的收入少则2万元,多则4万元,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笔巨款。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户邻居多年在外地种菜,已经拥有7万元存款了,以至于我的一个长辈跟我说,就算你考上大学,一辈子也挣不到7万元。

种菜这件事,非常辛苦。一般是晚上10点,头顶矿灯,蹲在地上,摸黑割菜,接着分拣包装,连干二三个小时,然后赶在凌晨4点之前,用三轮车或摩托车运到集散地卖给批发商,或者直接拉到大型农贸批发市场去卖。

因为长期深蹲,很多种菜的农民都有腰间盘突出的疾病;因为连夜赶路,好几个附近村庄的农民都因车祸早逝。

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奥妙在于,它解放了剩余劳动力,不仅让大家有饭吃,而且让每一个人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干。

众所周知,人力资本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人口要变成人力资本,必须有流动的自由和择业的自由。中国有那么多勤劳、聪明的人口,关键是要流动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因此,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融入城市这个更加广泛的市场体系,而不是都沉在乡村,那是资源错配。

三、房价飞涨

第三个故事就比较戏剧了。2001年,中国刚加入WTO,我所在的1997级本科生毕业了。当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找工作很容易,班上绝大多数人都去工作了,只有少数人去读了研究生。

清楚地记得,毕业那一年,有两个同学都获得了去同一个国家机关工作的机会,一个去了,另一个因为读硕士,选择了放弃。可结果三年后硕士毕业,他还是去了那家机关。什么原因?因为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就业形势大不如前,研究生也只能去前几年本科生就能去的单位。

这还不算糟糕,毕竟三年之后还能进机关,更主要的是,多读三年书,房价没差多少。2001年海淀区的房价大约3千元/平方米,跟当年一个月工资差不多,到2004年,虽然有一些上涨,但幅度不大。

如果说硕士同学相当于“白念”了三年,那么更糟糕的是博士同学。2006年,房价开始起飞,到2007年,人大附近世纪城的二手房已经卖到了1万元,要知道在2004年,这个价格还是6000元。于是,2007年博士毕业的同学,仅仅凭着工资是怎么也买不起市区的房子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最糟糕的是当年同学中极极少数读了博士后的同学。2009年,博士后同学出站,此时房价还没有涨上天,可是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几年之后才考虑买房,可就是这几年光景,北京的房价上天了。

2011年,人大西门对面的破旧二手房都卖到了3万元/平方米,而世纪城的二手房则高达5万元。现在,世纪城的房价大概是10万,十年涨了十倍!于是,掏空“六个钱包”成为那些农村大学生在大城市扎根的无奈法宝。

当房价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工资的增长速度时,想在大城市依靠人力资本积累过上好日子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过去,我们常常会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挂在嘴边,当然,这话本身没毛病。可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对于个人命运这个函数来说,知识只是其中的一个个体变量,聪明、努力是另一些个体变量,而时代背景、政策、制度则是决定个体命运的国家层面变量。在国家变量面前,个体变量往往非常渺小。

而在一个公平、进步、开放的社会里,个体变量的重要性应该要大于国家变量。只有当一个普通人通过个体努力,就可以在大概率上改善命运时,他才会觉得活得有尊严和自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QFiWT68suPZUXAfDC_8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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