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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以深化改革开放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
来源:2018-09-26 搜狐新闻

中美贸易摩擦从美国3月22日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开始,美国持续加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无疑是美国从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贸领域的集中表现,摩擦和冲突将具有持久性。在中国面对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妥善解决不同性质的分歧与冲突是考验中国智慧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时报约请的学者均坚定地认为,贸易摩擦可以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外部推动力量,中国各界要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坚持深化改革和全面扩大开放。唯有如此,任何外部因素都无力扭转中国国运。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持久性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属性?这是首要问题,它决定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化和发展,并决定着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王孝松:不同于以往,本次贸易摩擦是在美国经济整体向好的背景下爆发的,并非是周期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结果,而是美国从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贸领域的集中表现,摩擦和冲突将具有持久性。

本次贸易摩擦同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显著差异。相同之处在于,都属于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天然压制,且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都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

李向阳:中美两个大国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贸易不平衡只是表现,而贸易平衡需要追溯到中国模式上。为什么把模式作为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特朗普所说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对抗,且这个对抗不可避免,还有“让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谁能阻止美国再次伟大?当然是中国。所以会出现特朗普的和平遏制来对抗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经济时报:美国是从何时开始认为中国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的关键点在哪儿?

毛振华:简单将中美贸易摩擦看作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矛盾是片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变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于1972年打开,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中国的体制和道路的,为什么今天却不愿意了?

美国是从何时开始认为中国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认为,主要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增加,中国对外关系不知不觉发生了调整,引起了美国的焦虑。美国甚至认为,中国改变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价值观。

中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因为渠道依赖的原因,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方面对社会贡献很大,但得到资金投入很少,这些举措改变了中国经济版图。

美国则认为,中国改变了改革的方向,他们是这么判断的,中国不搞改革开放了,跟它不是一个方向,没有共同基础了。恰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于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1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一系列情况可能引起美国的关注,我们被美国误认为要改变其国际地位。

贸易摩擦仅仅是中美战略竞争的第一步

中国经济时报:是否可以确认中美贸易摩擦仅仅是中美战略竞争的第一步?

王孝松:与美日贸易摩擦不同的是,中美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并且中国在诸多经济指标方面紧追美国。所以,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不仅仅是经贸利益的争夺,而是美国冷战思维的蔓延和全面打压中国的第一步,未来贸易摩擦与争端将持久而严峻。

中美之间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导致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产生恐慌,也是此次摩擦中美方特别关注技术转移的原因。中国的科技实力迅速提高,而美国技术进步则逐渐放缓,特别是领先技术的发明愈发困难,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这导致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产生恐慌。

此次贸易摩擦是在逆全球化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爆发的。中国长期以来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重要对象,遭受了来自各国的严重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美国不仅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还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挑起贸易摩擦。因此,贸易摩擦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试图改变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的运行方式、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手段。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评估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对各自的影响?其依据何在?

李向阳:贸易摩擦的均衡点从理论上可以找到,但在实践上却难度很大,取决于双方行为对对方的动机的判断。博弈论的逻辑最终取决于双方自己的成本收益估价,也取决于对方的收益成本估价。存在着动态的评估和静态的评估。静态的评估,毫无疑问美方占优势,中美贸易收支不对称,我们存在大量顺差。还有贸易结构不对称、贸易可替代性不对称和双方对贸易摩擦忍受力的不对称。静态评估中国毫无疑问存在劣势。

静态评估之外有两个动态维度的评估,即我们寄希望于时间与空间。短期内我们处在劣势,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我们的成本收益,这个时间可能使对方的行为发生改变。比如说,如果国内消费需求能够替代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的压力就会大大消解。再比如说,中国改革进程取得重大进步,中国自主研发能力有标志性突破。在芯片领域,如果在3—5年内出现方向性变化,中国不再依赖于美国或依靠与欧洲、日本的合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可能也会改变对方的行为。

未来2—3年内,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中国能不能抗得住贸易摩擦带来的短期压力至关重要。在这个期间抗得住的同时,能够树立起国内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均衡点最重要的因素。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如何,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志不会改变,美国两党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高度一致。

贸易摩擦加剧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您和研究团队用一般均衡方法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请问贸易摩擦对中美经济有哪些具体影响?

王孝松:根据目前状况,中美双方各自对对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对中国的出口、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影响有限,中国社会福利下降约115亿美元,略大于美国单方面征税社会福利下降106亿美元的结果;而此时GDP下降0.48%,略小于美国单方面征税的经济下降0.59%的结果;中国进口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从而贸易顺差有所增加。

分行业来看,中国受贸易摩擦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下降6.7%,产出下降1.32%,顺差减少近200亿美元。美国该行业的产出增加1.27%,逆差减少约162亿美元。贸易摩擦主要对美国的农业部门构成冲击,受影响最大的是油籽和植物纤维行业,出口降幅超过20%,产出降幅在17%左右。而中国这两个行业的产出将增长5%左右。贸易摩擦也抑制了中国农产品从美进口,使中国的小麦进口下降三分之一、牛肉制品进口下降28%。

9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于9月24日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9月18日,中国商务部宣布了反制措施,于9月24日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5%或10%的关税。当贸易摩擦升级到这一水平时,中国GDP将下降1.3%,社会福利将损失292亿美元,风险仍然可控。

但美方扬言还将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到这样的水平,中国的福利损失会不断增加,极端情况下负面影响将十分严重,因此中方要作出努力防止贸易摩擦升级。

即使美国和欧盟达成零关税协议,对中国的进出口、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而对美国的福利状况会产生一定改善。技术进步是扭转外部环境不利因素的重要力量,当技术提升达到一定程度时,中国的社会福利和GDP将大幅度上升,且会对美国造成负面冲击。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直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信心下降,导致了近期人民币快速贬值和资本异动。跨境资本流动目前尚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尽管短期内汇率出现了异动,但是尚未引起资金的大规模跨境转移。美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将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扩展,中国可能将因此而发生更为严重的金融风险。

美国近期通过的外国投资审查法案改革措施将增加中国对美投资的难度与不确定性,在中美战略竞争和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国对美正常商业投资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泛政治化阻挠,相对于审查结果,新法案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对交易各方的心理冲击,这可能会继续导致中国对美投资规模的大幅减少。

理性冷静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时报:在面对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应对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

毛振华: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我们要抓住和平的机遇期,我们依然要秉承这样的立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参与世界和平,也要维护世界和平。中华民族总是在危难之际找到历史机会的。改革开放要找准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充满期待。

李向阳:不管中美贸易摩擦以什么样的方式终结,中美关系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贸易摩擦之前的合作状态。最终的结局不仅取决于中美贸易摩擦,要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最坏的结果。

王孝松:在应对贸易摩擦的过程中,要本着“坚守底线、消除误解、正视问题”的原则,妥善解决不同性质的分歧与冲突。贸易摩擦可以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外部推动力量,中国各界要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未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各界未来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要增强全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要优化知识产权生态环境,使无形资产快速有效地产生效益,同时还要加强惩罚力度、提高侵权成本。2018年以来,国家已经接连出台多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并重新组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未来需要充分发挥执法机构的作用,并且对相关政策严格落实。

第二,进一步降低外商投资壁垒。2017年以前,中国在制造业、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都存在较高的外商投资限制。根据2018年版外资“负面清单”,到2021年中国将取消全部金融业的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制造业将基本全面放开。各界需要贯彻“负面清单”,将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进一步地,未来在兼顾国家安全的同时逐步打破行业垄断,降低电信等行业的外资进入壁垒,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必经之路。

第三,放宽政府采购限制。如果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不仅可以让中国企业额外参与到每年采购额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各成员国的政府采购市场的竞争中去,也可以借助于协议的基本原则净化自己的政府采购市场,减少甚至杜绝我国在政府商品采购以及政府工程项目招投标和发包领域中的腐败行为。未来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制定有益于各方的出价方案,力争尽快加入《政府采购协议》。

第四,优化与重塑市场微观主体。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已推进多年,但目前国企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等问题,未来需要努力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在一些特定行业逐步引入竞争,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第五,努力落实“宏观调控有度”。这意味着需要调整政府对经济管理和调控的方式,具体应该从以下方面把握。一是加快构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更彻底的放权、更严格的监管、更精准的服务,开展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二是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为企业松绑,让企业受惠。三是注重产业政策的精度、力度和效度,明确扶持方向,强调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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